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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1930年代丁玲遭丈夫出卖被逮捕 为何在狱中怀孕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2013-07-26  

1930年代丁玲遭丈夫出卖被逮捕 为何在狱中怀孕


文章来源: 凤凰卫视 于 2013-07-25 21:42:52

核心提示:30年代不是被国民党逮捕了一次,那实际上就是,她的丈夫冯达给她出卖了,出卖了以后被关起来,关起来,这个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什么徐恩曾,还让冯达跟她一起住在监狱里,她那个大女儿就是那段时间怀孕的。

凤凰卫视7月25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1952年2月,刚刚创刊一年有余的《人民文学》意外宣布停刊整顿,《人民文学》是1949年之后,中国最高级别的国家级刊物,它被赋予了塑造国家文学意识形态的使命,《人民文学》的停刊暗示了文艺整风运动进入了关键时期,借助此次停刊事件,文艺界开始了新一轮的洗牌。

解说:今天的《人民文学》已经搬到了北京团结湖南里的文联大楼,而当年它曾在京城著名的东总部胡同。在《人民文学》编辑部档案室中,保存着1952年3、4月的一份合刊,就在两个月前,这份杂志曾因政治不正确而被停刊整顿,两个月后,它再次复刊,打开这本合订本之后人们发现,复刊之后的最大变化是《人民文学》的副主编,由艾青换成了丁玲。

由于在此前批判《武训传》的运动中,《人民文学》被认为表现消极,还发表过不少思想错误的作品,因此刊物副主编艾青被停职,《人民文学》编辑部出现重大人事调整,由丁玲担任整风后的《人民文学》副主编,实际负责刊物规律,原编委会被正式解散。

这桩常被后人所忽略的公案是《人民文学》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惩处,它被认为是对其政治不正确的改造。

徐庆全:当然艾青是从解放区回来的,过来的作家,但是艾青在解放区他本身有他的问题在那儿,延安文艺整风艾青是被批者,况且艾青这人也算独立大队,诗人嘛,五一些事情是大自由主义者,也算一个自由主义者,所以在这个班子搭配当中,这个《人民文学》在整风中挨批,那是非常正确的事情。

解说:艾青曾是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的重要成员,1932年他发表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引起轰动,一举成名,1941年,艾青前往延安,担任《诗刊》主编,1949年艾青被委任为《人民文学》副主编。

张凤珠:他一直反正就是,他不像丁玲那样,就是体现党的政策,很严肃类的,艾青不是这样,艾青就是,我觉得艾青都是用一种眼光,有距离的眼光来审视这些东西。

解说:然而与艾青不同,他的继任者丁玲从整风运动伊始,便以一种政治高度正确的面目出现,在针对《人民文学》错误导向的批判中,丁玲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也因此成为了重大的赢家,此时的她,身兼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报》主编,三重要职,此刻又将《人民文学》收入囊中,俨然炙手可热。

徐庆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就是当年跟丁玲的学生给我讲过,他说你不知道,丁玲当年有多牛,批一个军大衣,就是大氅,大氅的军大衣,后边蜂拥地跟着好多人,到哪去,那就是,很气派呀,你看胡风日记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说丁玲如何如何如何的,所以丁玲那时候抓了文艺界的大权,基本上在她手上。

解说:曾经担任《文艺报》副主编的陈企霞,是当年丁玲最紧密的追随者,许多批判文章都由其亲自主持撰写。

陈恭怀:每一期都有一个大的批判文章,不是批判这个就是批判那个,我这个选的这个里面,有好几篇都是,都是那个他在文艺报给那个写的批判的,就是这个《腹地》,还有这个《无敌力量从何而来》,就批判那个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为资本家,为不法商人做辩护的小说,还有一个明目张胆为资本家捧场的作品,这都是,都是批判。

石湾:唐达成,他的感受是最那个,他当年就是《文艺报》一个年轻的编辑,后来是编辑部的副主任,他就觉得当年《文艺报》就是搞大批判,就是批这个批那个,就是大家拿到《文艺报》的时候,手都要发抖,不知道这一期又批谁了,就是左得很厉害,很左,他自己也觉得丁玲,陈企霞很左。

解说:我是毛主席旗帜下的一个小兵,我要呼喊着毛主席的名字,像战士一样冲锋,晚年的丁玲用文字准确地描述了她在整风运动的表现,这同早年那个写《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自由派作家早已判若两人,其间的变化耐人寻味。

究竟为何会发生这种巨大的变化呢?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1942年。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因写杂文《野百合花》抨击延安不良社会现象的王实味惨遭不幸,而同样因写《三八节有感》招致批判的丁玲则侥幸过关,这场整风运动过后,丁玲主动要求前往中央党部进行改造学习。

我在山坡上目送着她背着行李走过延河,她的背影愈来愈远,最后看不见了,多年以后作家刘白羽,还记得当时送别丁玲的场景,我记得文抗第一个走的是丁玲,她是去中央党校的第一波,那是高级干部学习的地方。

在党校学习期间,丁玲写了两本学习心得,一本题目是《脱胎换骨》,另一本是《革面洗心》。

邢小群:丁玲她确实有这个矛盾,她又一心一意要跟着共产党,要脱胎换骨,要变成党员作家,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为党的事业,为自己崇拜的领袖,去做自己这个奋斗一生,她同时又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真实,真正的一个,有着很大才气,才能,这样一个作家。

徐庆全:你会发现丁玲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只要批我,我就检讨,只要打我,我就检讨,谁批我,我该检讨,这是她比较惯常的一种做法,所以她是这个,在延安的时候她做检讨,最后是要转向,要写,写工农兵嘛,按照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要求的,歌颂光明面,歌颂这个工农兵,所以她就是从延安时期,你不管她是转向,真正转向还是假转向,她确实转向了。

解说:1944年一名重庆记者勾勒了他所见到的丁玲,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很难想像眼前的丁玲曾是个带着幻想的文艺女青年,这位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三八节有感》的女作家,不再哊于关注知识女青年的悲情命运,她响应座谈会号召,主动要求与工农兵紧密结合,到前线和农村中体验生活。

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陈晓楠:在1952年的整风运动当中,丁玲不仅仅是一个重要人物,也是一个极具标本价值的研究对象,这位在五四新文华运动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尽管很早呢就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靠近了革命,但是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一直是保持着自由派作家的作风,她的笔下常常流露者对人性细微的关注,对时事锐利的批判。

然而,1942年之后,丁玲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她的作品当中不根少了人性和批判,还多了教条和颂扬,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一个作家的转向呢?

解说:我自己开始有点恍然大悟,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到自己躯壳随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这是丁玲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对自己思想转变的解剖,这位自由派作家的突然转向,给后来者留下了无尽的探寻空间。

丁玲的转向是主动还是被动,她是投怀送抱,还是形势所逼,很多研究者把丁玲转变,归向了1930年代的那桩公案。

陈恭怀:30年代不是被国民党逮捕了一次,那实际上就是,她的丈夫冯达给她出卖了,出卖了以后被关起来,关起来,这个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什么徐恩曾,还让冯达跟她一起住在监狱里,她那个大女儿就是那段时间怀孕的,所以用冯达来软化她,在中共历史上,如果一个人被抓进过监狱,很多事情往往说不清楚的,就是你自首没有,这个忠诚老实运动,包括写自传,每个运动写自传,写简历,被捕的事情都会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我们党内很多人是因为这个事情给落下去的,就是不给重用的,丁玲比别人更有甚者是什么呀,她当时她是被国民党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呢,她是被自己的丈夫给出卖的,自己的丈夫又跟她住在一起,而且并没有说是软禁,不是给你坐监狱,这也没关系,那不坐监狱,国民党一个月还给你一百块钱的生活费,你这事情就很难说清楚啊。

解说:尽管1936年出狱,到达延安后,中共中央曾对丁玲的问题做过内部定案,但这一历史问题却总是阴魂不散,它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一样高悬在丁玲头上,从1942年到1950年代,甚至此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时隐时现,不断困扰着丁玲,这成为她后来发生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1942年的大批判之后,丁玲主动选择向毛泽东的延安文艺思想靠拢。

此后丁玲扛起背包,主动下乡,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在下乡的过程中,丁玲写出了报告文学《田保霖》,讲述了一个小商人田保霖响应党的号召办合作社,最终成为边区合作社模范的故事,这篇小说发表后,丁玲收到了毛泽东亲笔写来的赞扬信,快要天亮了,你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的新写作作风庆祝。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表扬,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后来,在毛泽东的鼓励下,丁玲背上包袱去了河北一个农村,在这里她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自体验,参与河北正在开展的土改生活,1948年6月,丁玲完成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邢小群:桑干河上就是她下乡去土改,跑到河北,逐鹿县的一个村子去土改去了,这个村子叫什么来,暖水屯吧去土改,然后她根据自己参加土改的这段经历,然后写出了这个《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解说:1951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这部作品当时被视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峰,也奠定了丁玲1949年后中国文坛的地位。

徐庆全: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1951年获得了斯大林的文学奖,因为当时在那个年代是苏联的一切就是我们的一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是一切导向苏联的地所以苏联对一个人的一个中国一个作家,某一个作家或某件事情的价值判断,那么基本上我们都是很拥护的,所以当时丁玲得了斯大林文学奖以后,她的地位相当相当的高。

解说:然而,在后来的历史评价中,这部作品却饱受争议,有人认为那里简直看不到丁玲自己独特的感受,只有哪一个纯粹政治性的主题,一些评论家甚至将其视为,左的政治宣传作品,认为其文学价值极其有限。

徐庆全:你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是图解政治的东西,你根本读不下去,但是你现在读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那还会感受到那种自由的一种呼吸,或者是自由的一种追求。

邢小群:就是说她,早期的东西,你看她是直射民间的一些苦难的东西,在那个时候她没有特别明确的阶级的路,什么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什么,他都是人,我见到的这些人,这些事儿。

阎网:她就是说,光说深入生活,要深入生活对不对呢,也对,也对,结果现在把深入生活当成,就是说你到深入生活去干什么去啊,结果带着先验思想,我到生活中去,去图解,去证实,毛泽东的文艺政策,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毛泽东的那个政策那一套,去图解他去。

解说:据说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丁玲腰疼得不敷热水袋就无法入睡,但她自称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是为他写的,我想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向前一饮,都是为了报答他老人家,为书中所写的哪些人而坚持下去的。

徐庆全:她写了这话以后呢,事实上遭到了文艺界的很多人的嘲讽,包括她的秘书张凤珠都说,说你怎么能写成这样呢,什么什么之类的,丁玲说了一句什么呢,丁玲说你不懂政治。

邢小群:就因为她那个条条框框,教条主义,她已经确立在脑子里了,由这些人来办报,办杂志,那么她就,她不但要发表文章,她还要批评文章,批评作品,叫文艺批评,所以他们就惯性,他们就走到这一步了。

陈晓楠:晚年的丁玲,在总结一生的时候语出无奈地说,回顾我这一生,有很多时候我应该坐下来写文章的,而丁玲的转变和选择,也令后来者扼腕长叹,有人说如果不是这次转变,依照丁玲的创作能力,她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可能远不止此,然而历史无法假设,当1952年的整风运动来临之后,政治正确的丁玲很快就成为了文艺整风的旗手,并且直接影响了这场整风运动。

解说:1952年4月以《人民文学》的复刊被标志性事件,文艺整风运动进入高潮,此前由《文艺报》领衔的批判连篇累读,一浪高过一浪,这种批判声势令作家们胆战心惊,进行了多年创作的作家们,一时突然间找不到了方向,有些不知所措。

徐庆全:当时我就捉,在文艺整风期间或之前,作家写作品是两个原则,第一个,伟大的工农兵原型,第二个是卑微的知识分子原型。写工农兵也不行啊,王林写的《腹地》,写的是工农兵啊,战争当中,不也出问题嘛,是吧,那么写卑微的知识分子原型,《关连长》,不是,《我的夫妇之间》不也出问题嘛。

所以当时就搞的文艺整风过后,作家就不知道该写什么了,根本就不知道该写什么了。

解说:1951年文艺整风前后,因为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上海发生了一次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关于这个问题,主管上海文艺工作的夏衍与主持整风的丁玲产生了分歧。

徐庆全:那夏衍的观点就说,按照夏衍这种国统区来的一个人来讲,有什么不可以写的,作品是温开水就可以写嘛,这是一种掌握尺度,是吧,为什么不可以写的吗?在他看来,上海不还要拍那个《我们夫妇之间》这部电影吗?在他看来,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这是属于国统区作家,他们认为这个尺度是可以的,是吧。

但是对丁玲这样的作家来讲,她认为这个尺度不可以,你要歌颂你都要歌颂光明,你都要是高大全。

解说:强大的文艺整风运动最终压倒了倡导创作自由的声音,文艺界开始逐渐被统一到了一个轨道上,就是严格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为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就连文艺作品的审美标准,也被严格进行了限定。

陈恭怀:就说写正面的人物不能脸上抹黑,《文艺报》后来组织一个,那个英雄人物,就讨论那个英雄人物怎么写的,可不可以写缺点,可不可以写思想斗争。

阎网:那时候和江青以后提出那个三突出完全一样,就是重点人物不能犯错误,在重点人物里面突出写英雄人物,英雄人物里面,重点突出写主要英雄人物,不能写英雄的死亡,不能写英雄的缺点,更不能写英雄的错误。

解说:为了进一步引导作家为新时代服务,一批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作品开始陆续出炉,这年9月,《人民文学》选登了柳青的尚未出版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的最后四章,题为《沙家店战斗》,人民领袖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随之孙犁的《风云初记》,天津码头工人的集体创作话剧《六号门》,电影文学剧本《南征北战》,《葡萄熟了的时候》,等歌颂新风新时代的作品,开始大量涌现。

王端阳:孙犁是1943年吧,还是1944年到了延安,到了延安,他从冀中去的,到了延安以后,他学习讲话受到那种讲话那个氛围,当时的那个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的影响,就讲话的精神影响,在延安第一步发表了他的《荷花淀》,这个《荷花淀》一下子轰动,因为孙犁这东西很美啊,他写的都正面,女孩都是,比较符合讲话精神,一下就行了。

所以他就顺着路子就写下去了,现在你看孙犁剩下的什么,你看孙犁的东西《荷花淀》,确实反映冀中很美,但有一样,吕正操就说过了,你要想了解冀中的残酷,五一大扫荡的残酷,你就得看王林,不能光看孙犁的。

阎网:我们陕西出了一个大作家叫柳青,柳青写了一个《创业史》,《创业史》在当时是非常好的,我到现在我觉得《创业史》也是非常多的可取之处,还是算伟大的作家吧,在当时可以讲。

他呢,确实深入下去呢,而且也深入到灵魂去了,把一些美好的东西都挖掘出来了,但是他呢,还是逃不开那个框框,沱不开那个框框,什么框框呢?就是富农以上的都是发财致富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贫雇农才是走合作化道路的。

走社会主义合作道路的地所以他就按照这个写啊,他捉阶级斗争,都是这样的阶级斗争,把富农都推过去,把发家致富都推到资本主义道路。

解说:新的文艺导向还造就了一些新的作家,工农兵作家及其作品,开始作为一个符号登上中国文坛,并成为一个时代的特色。

徐庆全:比如说像徐光耀,《小兵张嘎》嘛,那就是徐光耀写的,那么这样有点基础的,进来来学习,还有一部分来学习全是工人,农民,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写作功底的,因为我们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我们要为政治服务,那么让工农兵的作家来写工农兵,是不是会更好,所以当时胡万春,高玉宝,还有一个女的叫什么名字我忘了,都是当时培养出来的作家,就是工人阶级的作家,或者农民阶级的作家。

解说:1951年,就在文艺整风运动开始的这一年,无产阶级文学结出了硕果,中国有三篇作品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除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鲁艺集体创作的《白毛女》。

石湾:这个文学奖是政治奖,不是文学奖,斯大林奖那都是政治奖,那是给你中国这个,对吧,不是文学奖。

徐庆全:白毛女最早是河北平山,山西一带的一个,带有迷信色彩的一个传说,就是白毛仙姑,能够那什么的,最后被写的报道出来,然后经过周扬点石成金,就说这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石湾:像那个《林海雪原》里头也是有一段,有这样一段写爱情的,当时也是要拿掉的嘛,也是要拿掉的,其他的就根本就没有了,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我刚才说了,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样板戏的时候,就没有爱情了,不但没有爱情了,就是男的没有妻子,有妻子的没有丈夫,肯定都是这样的,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了。

陈晓楠:1955年4月20号,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这篇小说由战士作者高玉宝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小说的第九章《半夜鸡叫》,后来被搬上了小学语文版本,而周扒皮的形象,也植根于几代人的记忆当中。

然而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呢,现在却不断的遭到质疑,有人甚至考证周扒皮的原型其实是河北一个很勤俭的地主,在土改当中被活活打死,在为政治服务的时代,作家创作严重脱离现实,强硬的灌输阶级对立,爱憎分明的二元价值观,这种影响其实至今挥之不去。
仰天曾大笑,低首更沉吟
级别: 总版主
1楼  发表于: 2013-07-29  
收藏。“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他的继任者丁玲从整风运动伊始,便以一种政治高度正确的面目出现,在针对《人民文学》错误导向的批判中,丁玲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也因此成为了重大的赢家,此时的她,身兼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报》主编,三重要职,此刻又将《人民文学》收入囊中,俨然炙手可热。”
这些细节,为丈夫出卖而被逮捕,其情虽可悯,而终究有其背后的性格根源。
级别: 创始人
2楼  发表于: 2015-01-05  
沈从文笔下的丁玲:土娼一样的肉欲情魔(图)

文章来源: 博览群书 于 2015-01-04 14:47:09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丁玲认为,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她描绘成一个“肉体与情魔”、与湘西土娼毫无二致的女人,把她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单纯肉体结合,并有意无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层粉红颜色。本文摘自2009年第3期《博览群书》,作者陈素娟,原题为《从女性视角看丁玲交恶沈从文》。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当时几乎无一人敢出面揭露此事。尚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得知后,于5月25日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并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刊出,后又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相继刊登出《丁玲女士失踪》以及《记丁玲女士跋》两篇文章。不久,忽然听到丁玲遇害的传闻,正在为老友奔走呼号的沈从文感到无比愤怒和悲伤。正是在这种情绪下,才有了《记丁玲女士》(后改名为《记丁玲》)一书。当该书在天津《国闻周报》上连载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这不能不说给当局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丁玲的危险性。

近50年后,这份记忆在80年代初被唤起。身为传主的丁玲一反常态,对过去20年给予她政治迫害的人默不作声,却对这部关于她本人的传记痛骂有加、嗤之以鼻。1980年春,丁玲在《诗刊》第3期上发表了《也频与革命》,文中称《记丁玲》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胡言乱语”、“连篇累牍”,并斥作者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两人过世之后,“树欲静而风不止”,由此而引起了一段“丁沈文坛公案”,研究者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其中多数是站在同情沈从文的角度,批评丁玲的“有失偏颇”。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大多都从强调丁玲的政治性出发。这不免引人深思:难道就因为政治信仰的不同,曾经被传为“文坛佳话”的深厚友谊就这样破裂了吗?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存在呢?

丁玲本人曾对一个研究者这样解释:“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气愤,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气,这叫什么朋友?建国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从文的断然拒绝,他表示不能插手这件事了。这就说明,沈从文怕得要命。而他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和我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袁良骏《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后来,在她的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82-83页,第91页)里,也有过类似的记载:

1934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哪里料到,后来沈从文却不愿意借用他的名义接我母亲到上海向国民党要还女儿。

撇开这两件事的真伪不谈,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即使沈从文因胆小没敢去做那两样事,也不该成为四十多年后遭骂的理由,更何况丁玲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就知道上述情形了。丁玲在当时并没有痛斥沈从文,建国后,还曾两度探望过他。直到70年代末,当丁玲首次接触到这部关于她本人的传记后,两人的关系才发生了逆转,个中答案似乎只能在这本书里去寻找。本文试图从女性的视角来探究丁玲何以对这部《记丁玲》产生如此强烈的反感。

关于丁玲初次看到这部传记的情形,她的丈夫陈明后来曾这样描述道:“开始丁玲还没有心思翻阅,后来越看越生气,她认为有些东西是胡编乱造的。有人建议她写文章辟谣,丁玲说,我在政治上背了许多黑锅也没有辟谣,沈从文说生活上的黑锅,我看就不必辟谣了。”(李辉《沈从文与丁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56页)既然丁玲自己都说“不必辟谣了”,《诗刊》的编辑来约稿时却忍不住违背了初衷,由此看来,沈从文所写的《记丁玲》确实在某些方面招致了传主很强的负面情绪。

作家写传记时,都会带上自己的主观色彩和感情,但为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写又有所区别。前者考虑到传主阅读时的感受往往会有所避讳;后者则少了一些顾忌,更容易信笔写去。沈从文《记丁玲》的写作显然是属于后一种,他是在获知丁玲遇害且信以为真的情形下开始撰写的,《丁玲女士失踪》及《记丁玲跋》两篇文章都曾提及此事。因此,世人所看到的《记丁玲》是作者的率性之作。所谓率性之作,真实之余,难免不会因无拘束而流于草率,而这种草率又常常易于引发读者的误解。

1979年暮秋,来华访问的日本女汉学家中岛碧女士赠送给丁玲香港版的《记丁玲》,并说明此书是她研究传主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中岛碧还提出对书中的几处疑问,这些疑问不禁驱使丁玲开始阅读这部关于自己的传记。通过阅读,丁玲在这本书的好多空白处都注上了红批。据陈漱渝先生统计,所写的眉批、旁注多达127条,且多为反驳之辞,足见她当时是何等的不满!

在丁玲的诸多批阅意见中,最为突出的是两条:一是她不能忍受沈从文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左翼革命者加以歪曲和嘲弄;二是她认为沈从文在用自己的眼光和低级趣味来描绘丑化她的人格形象和生活。后者其实才是让她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丁玲曾对其夫陈明说过“我最讨厌拿他的眼光和趣味看生活”,这句话表明了她的心声。(李辉《沈从文与丁玲》第156页)李辉在《沈从文与丁玲》一书中作过这样的分析:

其实,丁玲应该还有更内在更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她一再对人提到的沈从文笔调趣味的不满。她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人,但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一个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别是到这种年纪的女人,很难赞同将自己的私生活毫无掩饰地公开,更何况她认为有许多是“编造”的故事。(李辉《沈从文与丁玲》第169页)

尽管丁玲本人也曾与友人说过:“我至今不愿驳斥他,是因为我总觉得个人私生活没有什么重要,值不得去澄清。”(徐小玉《丁玲与徐霞村之交》)若果真是这样,就不会有《也频与革命》,更不会有后来的“丁沈之争”了。

那么,丁玲究竟是如何评价此书的呢?结合1992年岳麓书社出版的《记丁玲》来看丁玲的批语:

她们一面读书一面还得各处募捐。为时不久,她们住处似乎就同那些名教授在一个地方了。至少瞿秋白兄弟同施存统三人,是同她们住过一阵子的。(第53页)丁批:“又是胡说!”

……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倘若来了那么一个男子,这生活即刻就可以使她十分快乐。(第65页)

丁批:“沈从文常常把严肃的东西,按他的趣味去丑化。我很不喜欢他的这种风格。在他的眼睛里,总是趣味。”

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处。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第83页)

丁批:“混蛋!”

她的年纪已经有了二十四岁或二十五岁,对于格雷泰嘉宝《肉体与情魔》的电影印象则正时常向友朋提到。来到面前的不是一个英隽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却只是一个像貌平常,性格沉静,有苦学生模样的人物……(第124页)

丁批:“看把我写成一个什么样子,简直是侮辱!完全是他的低级趣味的梦呓!”

正如陈漱渝先生所归纳的“丁玲认为,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她描绘成一个‘肉体与情魔’、与湘西土娼毫无二致的女人,把她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单纯肉体结合,并有意无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层粉红颜色”。(陈漱渝《干涸的清泉――丁玲与沈从文的分歧所在》)其实任何一位女性在看到自己被描述成这样一个不堪入目的形象时,都不可能做到无动于衷,何况丁玲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知识女性。

其实,原书中多处不惜笔墨称赞丁玲,如:

“不拘什么成篇成本的小说,给她看过以后,请她说出点意见时,这意见必非常正确,决不含糊。”(第77页)

“她的谈话同写信一样,要说什么话时,就说出来,所说的多些时,不使人觉得烦琐,所说的极少时,也使人领会得出那个意思。”(第78页)

“因为她知道必需用理性来控制,此后生活方不至于徒然糟蹋自己,她便始终节制到自己,在最伤心的日子里,照料孩子,用孩子种种麻烦来折磨自己精力与感情,从不向人示弱。”(第235页)

类似这样的夸奖虽也不少,却不足以抵消那几句看似简简单单的“生活掠影”。丁玲出生于旧式家族,尽管受到过“五四”时期“自由”与“民主”的洗礼,但传统的女性定位在她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沈从文给她的“生活上的黑锅”,是她不愿被人所知道的,最起码是不愿从沈从文的口中传出。丁玲曾对周良沛说过:“认我是老乡和朋友的人,在我受罪的时候,还拿我来迎合小市民编造这样的故事,就是朋友?”(周良沛《也谈所谓的丁、沈“文坛公案”――与周健强先生商榷》)虽然沈从文写的也许是真实,却不是丁玲想看到的真实,这种真实粉碎了丁玲的心理堤防。从过去的行为表现就可知沈从文并无恶意,只是他并不了解自己的老友,凭着固有的天真,认为“她需要人家待她如待一个男子”,而忘了她事实上是一个女子,矜持在她的血液和骨子里流淌。况且沈从文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在长久以来的男权意识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里,自然带着男性话语表达方式,对丁玲的描写不无先入为主的看法。而从另外的女性视角来看,是会对这种男性叙述方式产生反感的。类似的叙述方式对女性的解读常常显得过于简单,忽视了复杂的女性心理,而表象化的描写又容易使读者对其笔下的女性人物产生误解。

追求自由,不代表不在意世人的眼光。在丁玲的感情生活中,无论她扮演怎样一位出格的新女性角色,其情感生活都是不愿被暴露在世人面前的。与冯雪峰“感情的散步”(沈从文语)也好,与汉奸冯达的同居也好,在外人看来,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沈从文偏偏用写实和略带调侃的笔法道出了事情的表面经过,意在表现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丁玲。丁玲对此很不以为然, 她明确表示不喜欢沈从文“用‘有趣的’眼光看世界,也用‘有趣的’眼光看朋友”。(徐小玉《丁玲与徐霞村之交》)应该说,沈从文本无意诋毁丁玲,他所犯的“错误”实际上是几乎所有旧时代的男性作家共同的通病,即全然站在男性的立场、以男性的眼光去审视女性,而无法真正以“换位”的方式去体验和同情女性的真实情感。这种“错误”是沈从文本人所没觉察到的,因此实际产生的阅读效果最终往往有悖于作家的初衷。

对此丁玲一直都无法释怀,以至于在以后的几年内,她稍有机会就会对沈从文及其著作《记丁玲》攻击一番。1981年初,丁玲在《文汇增刊》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性散文《胡也频》。在此文中,她是这样描述沈从文的:“他(指胡也频)曾是一个金铺学徒,有劳动人民的气质。他不像有些绅士或准绅士,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把世界全看扁了,卖弄着说点有趣的话,把才能全表现在编纂故事上,甚至不惜造点小谣,以假乱真,或者张冠李戴,似是而非,哗众取宠。”

1983年4月18日,丁玲等访问巴黎。接受采访时,丁玲谈到沈从文:“他写的那本《记丁玲》全是谎言,是小说,着重在趣味性。”(转引自姜穆《沈从文的性格与婚姻》)

丁玲怎么也不肯承认此书的真实性。在她看来,褒也罢贬也罢,都是作者“编造”的,不符合实情,不该成为后人认识她研究她的“入门书”。当有人因编著《丁玲集外文选》的需要而找到丁玲时,她断然表示:“你要研究我,一定不要受沈从文的影响。他那两本书,是他任意编造的小说,毫无参考价值。他以为我死了,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的小说,我一定要在他生前写一篇文章,说明真相。”(袁良骏《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由此可见丁玲“辟谣”的急切性,那本书的伤害让这个久经风雨的女人不得不一再站出来为自己辩护。

时至今日,“丁沈之争”已成为历史,个中的是非曲直,外人很难给出准确的判断。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带上了彷徨、脆弱、敏感、忧郁的时代病,一句有意无意的话都可能使他们的神经绷紧,露出警惕的眼光。但两性之间不同的观念和视角恐怕才是造成“丁沈之争”的内在原因,而两人彼此间的误解,直到他们去世也未能消除,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仰天曾大笑,低首更沉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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