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近泪无干土
“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若夫今人为此句，必遇嗤笑，然老杜为之，此《别房太尉墓》便入《唐诗三百首》。实上句夸张不佳，下句前后无着。夫夸张之致者，主为义役，次兼有弘美，或奇妙，或幽趣，如无兼顾则枯槁如商贾。曰沾裳，曰青衫湿，曰泉涌，曰泪飞，曰成河，等皆兼具，独老杜用者，只为诗义役使而已。刘辰翁谓二句“钟情苦语，着‘低’、‘近’二字，唯孟东野有之。”苦则苦矣，若“郊寒”之苦语，岂属老杜之常语？方回谓“近泪”句“尤佳”，不知佳在何处？
153、隐字与歇后
乐天《文苑诗格·束丽常格》：“为诗有当面叙事，内隐一字，古语皆有此体。《古诗》云：‘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此云不可以履霜也，隐一‘不’字也。”明徐光启《毛诗六帖讲义》卷一称为“隐字体”。汉乐府《饮马长城窟》：“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知”字后均隐“不”字，即此联句本意“枯桑不知天风，海水不知天寒”。老杜《对雪》：“金错囊垂罄，银壶酒易赊”，其“酒易赊”显然为“酒不易赊”隐去“不”字，自古酒不赊也。
末字之隐，又称“歇后”，因与俚俗歇后语殆同致。《石林诗话》卷二首则：“（唐）彦谦《题汉高庙》云：“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抔”。虽是著题，然语皆歇后。‘一抔’事无两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则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独剑乎？苏子瞻诗有：‘买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劳挽六钧’，亦与此同病。‘六钧’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剑’字，此理甚易知也。”
《四溟诗话》卷一：“吴筠曰：‘才胜商山四，文高竹林七。’骆宾王曰：‘冰泮有衔芦。’卢照邻曰：‘幽谷有绵蛮。’陈子昂曰：‘衔杯且对刘。’高适曰：‘归来洛阳无负郭。’李颀曰：‘由来轻七尺。’唐彦谦曰：‘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抔。’此皆歇后，何郑五之多邪？”按，四溟引吴筠诗两句之尾，前隐“皓”字，后隐“贤”字；骆宾王句，用典故于左思《蜀都赋》：“晨凫旦至，候雁衔芦。木落南翔，冰泮北徂。”隐“雁”字；卢照邻句，则用《诗·小雅·鱼藻之什》：“绵蛮黄鸟”，隐去“黄鸟”；陈子昂诗为《江上暂别萧四刘三旋欣接遇》，句中用“刘”不为隐字；高适句，用《史记·苏秦列传》：“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负郭”为“负郭之田”，隐去“田”，此则四溟言之有理，同一书，《陈丞相世家》又有“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负郭即近城郭，不曰“田”，猜《史记》何篇？李颀句显隐去“身”。“郑五”云云，乃见《旧唐书·郑綮传》：“綮善为诗，多侮剧刺时，故落格调，时号‘郑五歇后体’。初去庐江 ，与郡人别云：‘唯有两行公廨泪，一时洒向渡头风。’滑稽皆此类也。”《新唐书·郑綮传》：“綮 本善诗，其语多俳谐，故使落调，世共号‘郑五歇后体’。”李渔 《闲情偶寄·词曲上·格局》：“上半部之末齣……宜作郑五歇后，令人揣摩下文，不知此事如何结果。”陈多注：“郑五歇后，意犹‘歇后语’。”《全唐诗》仅存郑綮两三首（有疑为错冠名者）及上残句，然非可谓不详其“体”，叶梦得去唐不远，《石林》之例可以类推。綮一度辅政，有“歇后宰相”之称。方以智《通雅·释诂》则举陶潜“再喜见友于”句谓歇后，误也，《书·君陈》：“孝乎为孝，友于兄弟”，以“友于”代指兄弟早有先例，《后汉书·史弼传》：“陛下隆于友于，不忍遏绝。”有故，陶潜可据而非自为歇后。
冯梦龙《古今谭概·巧言部第二十八》：“一士家贫，无从得酒，乃持水一瓶称觞曰：‘君子之交淡如。’友应声曰：‘醉翁之意不在’。”前隐“水”、后隐“酒”，与黄庭坚《西江月》：“断送一生唯有，破除万事无过”，皆隐去“酒”，以及无名氏《拙字诗》：“当初只为将勤补，到底翻为弄巧成”，隐去两“拙”字，凡此种，为地道“隐末字”，与上述用典故节略、代指者，尚不类。而真正用俚俗“歇后语”于诗词中者，迄未为见，盖俗可靠雅，而雅不沾俗。不才近作七律《凳与壶》首句“观戏亦云偕匹俦”，用歇后语“矮子看戏——人云亦云”义，得无“语俳谐，落调”乎？
154、明、清曲之衰荣
词，明不振，清中兴；曲，则明继元曲之盛，甚至数量过之，清则衰飒。此为元人虞集首发、明胡应麟与王思任更有李贽进益、清顾炎武补善、焦循集大成，而王国维氏犹复陈言之“一代有一代之文体”，参差之正反例也。明、清于曲，其象有如下特征：
其一、明有专门，或主为，或誉为散曲之大家者，如明初贵族朱有炖（《诚斋乐府》）；弘治、正德间北方王九思（《碧山乐府》）、康海（《沜东乐府》），二人亦属诗之前七子，南方则有王盘（《王西楼乐府》）、陈铎（《秋碧乐府》、《梨云寄傲》、《滑稽余韵》等，诗、词、画亦佳）等；嘉靖后则金銮（《萧爽斋乐府》）、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梁辰鱼（《江东白苎》）、施绍莘（《秋水庵花影集》，集中亦有词一卷）等，尤以冯氏为盛。而清，萧然无可以称“家”者，曲作稍可称道者，若徐石麒、尤侗、沈谦、朱彝尊、金农、厉鹗、黄图珌、孔广林、吴锡麒、凌廷堪、王景文、赵庆熺、许光治、袁龙等，无一不是“玩票”者，各诗词声誉远胜其曲，甚而其中少半数为经、史学家。
其二、明曲盛在中、后期，而清曲未衰极在初期。明初唯朱元璋孙子“周宪王”朱有炖，字诚斋，熟北曲，犹有金元风调，但开杂剧“南曲”化，存世作品冠中国之最，然内涵略单调。弘、正间始繁盛，而嘉靖至鼎盛，北曲之爽逸豪迈，南曲之清丽婉转纷呈，又有融会。清曲成就但在初期，已为在论。若沈自晋、毛莹、徐石麒、沈永隆、、宋存标、黄周星等，皆明诸生或仕流，而入清不仕之持节者。故如此，清曲之存续，亦为明之余绪也。
其三、明词、曲混杂，清则泾渭而暗移。混杂者，若明陈霆《渚山堂词话》本专论词，但涉人，每改口“词曲”如何，盖各《集》中亦杂有。而诸多“曲论”又往往用“词、词人、填词”曰纯曲事，盖词曲作者亦多浑然者，词之曲化、曲之词化并盛行。乃有曲尤其小令，精致于元之俚俗过重者显矣。入清则功利化，词且上不能博仕取，下不能图高名，曲益为卑下之体，为末流，故诗词可混谈，而词曲绝无杂说。然而另一面，词之曲化，清反其道而行，曲之词化，却比明尤其逾甚，朱彝尊、尤侗、厉鹗等词家，一味崇雅，致过犹不及，失元明真味，而成词人之曲，雕琢之砧石，上位不能，下流不赏。
究其中缘始，有由然自上述者，粗归以下：
一则明前期“台阁体”未累及于曲，反促成之。皇上使文人雅颂之，营造国之声。里俗如何办？要“好个朱八哥弄的太平盛世人人肚儿圆”者？故反使暗厌台阁体文人，转为曲。清则剃发、钳口于全民，又装点太平，“双百”鼓噪诗词，曲陡跌而渐衰，皆自然。
一则明时词乐已失，曲则薪火正传。人前形近者，一为徒诗，一为入乐诗，易择者不显乎？曲之词化不为佳择？词之曲化不为某种营欲？清则两皆失（尤中后），人前一雅一俗，其择亦岂难见乎？
一则词、曲混杂，使削平补齐，坠高升低，是故明词衰暗，然而曲盛。清则相反。
一则戏曲发展影响。晚明、清初，传奇渐替代杂剧于舞台之上，昆腔等地方戏曲渐兴盛。时人谓“南词出而曲亡矣”，南词正指昆腔。地方戏改曲牌联套体之乐式，亦改按套曲分出之局限，依剧情排场次结构，悦人胜于昔。“四大徽班”进京于乾隆间，遂京剧之势极盛。清之曲艺亦隆起，其中八角鼓象征满族八旗。凡此，有清之曲衰必矣。
155、南社
南社既非政治团体，又非纯文学组织；既无地域之缘，又无熟识交谊之系；既非纲领明确，又无甚志趣之同；既不紧密，又交错于他者；既非巨子起而振臂，又非他子应呼而聚；既无功烈故事于其中，又无风节于始终。故谓其为巨型怪胎可也。
非政治者，其成立于1909年，无论发起人之志，或初立之“社例”、“启”，抑或其初之行践，唯“民族主义”，而此旨岂南社初十九子及两年间入者所独有，或特出？当时“排满复汉”之舆论，遍及于汉知识界。1893年兴中会即有“驱除鞑虏，恢复华夏”，1895孙中山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从更早之梁启超，晚至事后清算之周氏兄弟等，文人学者等大力挖掘明末遗民遗文、遗诗，甚至宋末者，使禁湮几百年后重见天日，以彰满清之血腥残暴，激发民族情绪。骚客始张扬拜谒明末清初英豪之墓、故地，哀吟痛赋民族先志士，词章盛传。孙中山、章太炎、邹容、汪精卫等慷慨陈词、大呼小吁，一时“排满”之情高涨，士子莫不抚辫自问，华夷之属。乃有1911年辛亥之复。南社不过顺势之微乎一段者，其既非开首，又非中坚，亦非绝后。或谓其“为辛亥革命做重要舆论准备”，其成立不足两年满清即瓦解，且其1910年才第一次活动，是年底之前，“雅集”一塌糊涂，声名无闻，至1911年初才改善，不说“秀才造反，十年准备”，只其不足十月数集诗之力，于舆论鼓吹，能“重要”至于何地？其成立之勇，虽陈去病等尝遭通缉而躲避，然晚清纲纪松弛已无惊险，其时，经庚子事变，清廷已迫行新政，党禁已实无，各地社、团、盟、会如雨后春笋，南社不过末班而已。“排满复汉”初造为政治，至已激发为共识之1909年，已不成其为“政治纲领”。南社既执“排满复汉”之纲，则辛亥后，已无存在之必要，然而至1923年，满清之灰烬已冷，柳亚子《新南社成立布告》犹云：“它底宗旨是反抗满清，它底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标志”，足见其为“社”宗旨、纲领之虚无。至于后反袁、反复辟，既非其预者，更非其独力为者，不过全民讨袁之顺势者而已。而所谓民主，不见其纲领，虽发起者陈去病、高旭、柳亚子亦皆同盟会成员，高尝留日，接受西风更多，但以“民主”思想强入其旨，是为笑话，后者暮年满怀封建意识，无一民主言辞，不可见乎？
非纯文学者，一则自成立之始，发起人即争论，后崇尚、观点从无共通，与明末几社、复社志趣相投者，毫无相似，其“几复风流”之宣示空浮始终。几社、复社能存几十年，而南社数年之实寿，所异者，正在文学趣旨凝聚力之有无。再则其社员庞杂，诗人、作家、学者、画家、高官、名流，无所不有。入社无门槛，入即可参加“雅集”，集则有作，作则汇编，编而不筛，悉数出版，《南社丛刻》二十二集，杂而不一，风旨何殊，社其不社也。或谓其文学之旨，至少有抗击“同光体”者，然主以意气，非以同志，更无革命通旨，陈去病欲南社“师天下”之志，无非以其网尽诗坛后起大佬之然，而非流派之破旧。陈、高、柳三氏尚盛唐之雄阔、明末清初之哀壮，非南社整体之音，初起即有唐宋之争，社中亦有同光体身份者，瓜葛影响者更多。
地域之杂，倒非关键，后入有北士，遍及二十几省，但其中竟有朝鲜国人者，足见其“复汉”宗旨之虚。无巨子初起者，柳是时二十几岁，陈虽可称其长辈，但连高在内，三子发起时皆无名之辈。
南社究其实质，乃卑微之起，拉名人、勤于出版而造势，名人遂愈出名，无名者入则得名，社愈盛，如此互益往复、良性循环，以致盛时两千余人，当时同光体以下一代诗人，囊括殆尽，沾诗之学者名流，亦少漏网。钱仲联《南社吟坛点将录》无异于“辛亥前后中国诗坛点将录”。其社天下，与今党外实无党颇类。如此盛况，空前绝后，世界亦无。其所以成者，功在柳亚子一人。柳为争名好胜者，又深谙文人成名之道。主要发起人中，唯其有暇、有财，爰在前二期雅集编辑失败后，主持编辑出版，渐揽权，精心组织，细心编校，艰辛付出，使《丛刻》迅拔扬名，日益扩展。后几经使性、争锋，独揽权、名。其植南社之隆盛，又仗南社以成名，日后两党皆重之，非此缘何？微柳氏，《丛刻》出不满五，南社亦如他社，旋兴旋没；微南社，柳氏不过一介秀儒，无缘面圣，更何谈尊为高流之新藉。至1917年，卒因柳擅权霸道而招怨，以及诗宗唐、宋之争，不能为续，名存实亡，1923年解体。
156、柳与毛
二人1924年于广州有面识，时毛任国宣传代理部长，柳已名满天下。45年赴重庆谈判，暇隙统战，宴柳等，柳即席七律（或先已备）：“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后向毛索诗，示《沁园春·雪》，立次韵和、发表。后又作《得毛主席书问佩宜无恙否，兼及国事，感赋二首》，又有《题毛主席之绘像》：“恩马堂堂斯列健，人间又见此头颅。龙翔凤翥君堪喜，骥附骖随我敢吁？岳峙渊停真磊落，天心民意要同符。双江会合巴渝地，听取欢虞万众呼。”骥附云云，真以统战为战统，最可笑者，有《毛主席书来，有“尊诗慨当以慷，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使人感发兴起”云，赋赠》：“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陆游陈亮宁卑视？卡尔中山愿略同。已见人民昌陕北，何当子弟起江东。冠裳玉帛葵丘会，骥尾追随倘许从。”
49年迟到一步，政协、民革位列稍后，怒，争胜之心，用世之志，老而愈烈，尝有诗句：“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一代文豪应属我，千秋历史定称翁。”焉能不怒？遂请假一月，作《感事呈毛主席》：“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宣。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以退偃要挟，毛请其移居颐和园修养。柳仍怨怒无从泄，副连级侍从恭敬请示食谱，竟刁难，而后劈脸一掌。周相闻，携一桌酒席至，举杯即，云：“先生，打人，人民队伍不许，不周处请谅。余有事，邓颖超陪席。”言罢转身而去。随后，收毛和诗：“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柳又奉和二首，中有“徜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此所谓毛日后言：他向我要颐和园，那是人民的，我无权云云，文革中，发表毛诗与此言，而不见柳句，人尝疑之。柳终感激于恩宠，欲“于毛公有所献替”，谏书：设立国史馆，修撰明史、中华民国史，安顿碧云寺孙中山衣冠冢留守人员，不准。又自荐任江苏省政府顾问，亦未准。柳情绪波动，又赋诗云：“旭日中天防食昃，忠言逆耳费思量”，“英雄惯作欺人语，未必牢骚便断肠。”柳殁于58年，末七年事少闻，尤不详57年前后。
157、柳毛词唱和
1950年国庆怀仁堂观戏，柳、毛唱和《浣溪纱》，人皆知。未足一月，又观戏，且连两日（可比雠故宫畅音阁）。柳氏又填《浣溪沙》：“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演出和平鸽舞剧,欧阳倩予编剧,戴爱莲女士导演兼饰主角,四夕至五夕,连续在怀仁堂奏技,再成短调,欣赏赞美之不尽矣。 白鸽连翩奋舞前，工农大众力无边，推翻原子更金圆。 战贩集团仇美帝，和平堡垒拥苏联，天安门上万红妍。”毛复和之：“颜斶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 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柳上阕末“金圆”，毛次韵却以“元”，此非次韵，若平水，“圆”在“先”部。何也？柳氏“金圆”不通，“圆”为货币单位繁体，亦指圆形币，有“银圆”、“铜圆”，而向无“金圆”者，“金圆宝”不可简称“金圆”，“圆宝”为固定词。元，自古为货币单位“圆”之异体字。柳氏意者，指“美元”、“美金”，自有其概念始，中国亦新称为“金元”（繁体）。故古、今皆无“金圆”一词，柳氏该用“金元”，约毛氏知其误，而暗矫之。
158、托古
托古为上古游戏通则，否则难有三皇五帝之至德。孔子“托古复礼”，王莽“托古改制”，两汉托古出典籍，后者目的性之强不及前二，然致使古、今文之争旷世不能绝，尤为祸阶。继者虽再无显，然“石人一只眼，黄河天下反”，吐符降神，犹自古来。至清末，此风忽然又盛，康有为见自东瀛，陆续回传久佚于中土之籍册，遂不加任何说明，而声称亲见古本《论语》等如何如何，著《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使其“维新变法”乃溯源有据，孔圣“微言大义”早已训世，而久湮，幸至康圣人新掘。梁启超得技于师，亦“开发”出石达开遗诗《扬鞭慷慨》：
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只觉苍天方聩聩，莫凭赤手拯元元。
三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我志未成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
伪造石达开遗诗，为石乃汉人反清之壮烈者，反满复汉、为种流血之先驱。1906年，“南社”发起人之高旭，更以“热血横飞恨满腔”，一夜之内，伪造出石达开遗诗二十首，首首逼真，悲怀激越，直荡人心，在序中自称得之于某某，刊出后一石千浪，群情感奋。然清亡不久，柳亚子重刊时申明梁、高诗之由来，“撰翼王诗赝鼎，供激发民气之用”，而无人喊“打假”责之。然而，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明夷待访录》等被满清禁毁、新掘自东瀛诸纪文，当时曾让汉人读而流泪沸血，于推翻满清鞑虏厥功至伟者，至今“被”存疑。若当代汉奸狗奴、不齿于人类者，阎崇年伪“大师”，自诬列祖列宗，公然功赞双手沾满汉人鲜血之清帝，若康熙大帝功烈如何，乾隆大帝伟绩若干，其遭扬州汉人掴掌，是世知耻之心犹未泯，而CCTV绝类于WC者也。而见“今天论坛”之“诗人”之“诗”中，坦然称“乾隆爷”，余驳斥，更有骂犹难醒之无知无畏辈为“哥”挺胸强辩，世之靡风若何矣。
159、诗句成谶
清诗人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之十：“诗句限年，往往成谶。袁大令枚丁酉元日诗：‘不贺宾朋先自贺，堂前九十四龄亲。’然太夫人即于是年弃养。朱学士岁朝作诗，有‘五十三年律渐工’句，果于是年下世。乾隆中，皇五子亦最工诗，于谢世之前，赋《元日》诗云：‘三十九年蒙豢养。’亦不久奄忽。三诗并出无心，又并作于元日，并成诗谶，可云异矣。”信乎？然“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确作于1963年1月初，先已“万岁”遍呼，作罢，遂尔朝祸夕殃。诗言志，观者以谶语视验，又不必非元日，“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看万山红遍”，“一截还东国”等，皆志也，皆可做诗谶观之。《南史·贼臣传·侯景》：“初，简文《寒夕诗》云：‘雪花无有蔕，冰镜不安台。’又《咏月》云：‘飞轮了无辙，明镜不安台。’后人以为诗讖，谓无蔕者，是无帝。”心机者，亦可凭观。明陶宗仪《辍耕录·诗谶》：“‘潮逢谷水难兴浪，月到云间便不明。’松江古有此语。谷水，云间，皆松江别名也。近代来作官者，始则赫然有声，终则阘茸贪滥，始终廉洁者鲜，两句竟成诗谶。”今亦必为类似谶符之应。宋太祖赵匡胤《日出》“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实为轮替之谶。
160、翁方纲虚字入诗
翁方纲以学为诗、以文为诗，已入极端。前者其诗泰半为带韵之学术论文，昔人谓“有文而无情”，钱钟书更讥其诗不诗，学不学。另半，亦情寡味薄；后者，其以虚词入于诗者，不特古体，近体律绝亦如此：七绝《元旦》：“向晨已觉岁华增，献瑞还于暖岁征。腊雪早占年有获，晓云都傍日之升。”七绝《未谷得醉乡侯旧铜印……》之一：“竹君仲则俱黄土，日月堂堂逝酒浆。此印聊供诗料耳，侯乎勿以醉为乡。”五律《仲春二日经筵恭纪》：“论政民之利，陈谟帝曰钦。惠而因益善，成以省弥森。都自躬亲践，宁于章句寻？……”其他五、七律中对仗联之句，如“渺矣雅才稽传书，慎之经诂订朱陈。”“以楝名亭矣，于檰意寓之。”“至乐不关身以外，居安此即道之门。”“师用倍千源则一，渊名有九此其三。”“日者梦魂犹侍侧，天乎想象不分明。”“凭谁散发骑鲸认，真个生天作佛乎？”“何不写真随太乙，俄焉飞佩下蓬莱。”“（菊花）冒雨客来开未晚，凌霜诗得气之先。”“卬否从之追步捷，视其后者听鞭声。”“迦叶问花宾对主，醍醐与酒异耶同？”“固应拈即是，岂曰仅名如？”“七旬以长差肩近，第五之名接唱馀。”其中近半并非“虚对虚”，而为“虚实对”，其学人严谨之风，足可疑矣。钱钟书《谈艺录》中多处大段痛砭之，不仅讥其“兼酸与腐”，连他人（钱载）诗中“以文为诗，尽厥能事”，亦归罪为其与翁方纲“交好日深，习而渐化”。翁又以书法名，然晚其一代之书家包世臣谓其“只是工匠之精细者”（《艺舟双楫》）。然而平心而论，翁之《石洲诗话》八卷尚略周到、客观，未强贩兜售其肌理说，亦未意气以己诗观视其他。
161、清诗流派但取其两字可也
王士祯“神韵”号称标举盛唐、兼取唐宋，实质其《唐贤三昧集》偏倚王、孟清雅淡远、蕴藉不尽一种，而于雄浑豪放、沉郁悲壮类失之于少顾。其诗，主为绝句，一生趋求王孟风韵，愈晚年愈偏，其末流更伦为空疏虚泛。其影响之烈，以至于后论诗凡及“神韵”，已失此词原义，而为王氏再定义者；沈德潜“格调”更不顾原义，不顾明前七子说及之义，高举“格调”一词而另说一套：以格调标签，以襟抱开腔、学识导入，而大谈诗教，谈温柔敦化。好在其影响较弱，未致后世谈及诗词格调即入其彀；翁方纲“肌理”亦如沈，不顾此词原义，其只借“肌理”字面之“理”，而套其“义理”、“文理”，如此而已。袁枚“性灵”才名副其实。故今之学诗者，就几流派，不必入其中，讨其论之全，只消各取其名二字之本义者：作诗须有神韵，讲格调，细入肌理，而主性灵。实于古，每要在各识其弊，各取其长，苟能前者，适时免疫，如兼后者，则无异自制十全大补丸也。
162、格调
清人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开篇卷一首则：“自来诗家，或主性灵，或矜才学，或讲格调，往往是丹非素。词则三者缺一不可。盖不曰赋、曰吟，而曰填，则格调最宜讲究。否则去上不分，平仄任意，可以娱俗目，不能欺识者。至性灵才学，设有所偏，非翦彩为花，绝无生气，即杨花满纸，有类瞽词。”其“诗家”者，显然指袁、翁、沈各说，而其“性灵”“才学”按袁、翁之义，“格调”却又只以狭义“格律、词调”论。其次则亦云：“格调之舛，明词为甚，国初诸家，亦尚不免，盖奉程张二家啸馀图谱为式。”仍同上。其听闻沈德潜论说之名而不详其实？绝无可能。该《词话》自序识在“同治八年”，沈德潜乾嘉时人，其格调说流布近百年而学人不知其详，其中又有敢作《词话》二十卷者，更以为“诗家”“讲格调”者，不过谈“平仄”而已，皆匪夷所思。是故，唯可解释为其不以沈说为是，而欲矫之，借“格调”多义，先提沈氏之说者，遂以别义论，故为之。沈氏格调说不得人心者若此。
163、渔洋才薄？
苏轼谓孟浩然“韵高才短”，大约以孟诗少鸿篇。王、孟风近，然而王维好五绝并佳称千古之外，亦多古体、歌行佳作，七言若18岁作《洛阳女儿行》、19岁作《桃源行》、21岁作《燕支行》，以及《老将行》，五言若几首应制，一皆宏肆博采，滔滔不绝。而孟浩然却只佳于五言短篇，其《集》“五古”一卷，多为八句者，最长一首二十六句、两首二十四句；“七古”一卷不过五首而已，最长十六句；“五排”一卷，多为五韵，五律添头微涓而已，最长一首十韵而已；“七律”不过四首。余皆五律、绝，确相形王维而见单薄。
袁枚谓王士祯“一代正宗才力薄”，非门户之攻讦，王殁袁才5岁，非如与沈德潜、翁方纲之间并世相争也。钱钟书延袁意，《谈艺录》云：“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较袁犹深入鞭里，似略嫌刻薄。二氏所据，无非亦如东坡于襄阳者，王士祯亦绝少鸿篇钜制，多为五、七绝，《随园诗话》卷八讥为“盆景诗”。此实有不公，王渔洋存诗数千首，虽偏宕于一流，但一流之下亦堪称宏富涵潢，其自选《精华录》更千七百首而中无近似者，亦极少刻与古人“避熟”而不成者，无才情之富，岂能臻此？《随园诗话》卷三云“观其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矣”，适可隐略反证，渔洋之弊，不在才短矣。
164、“四袁”实为真正诗界革命
余尝以为，清诗诸流派，甚至明、清诗诸流派，更甚者，唐以下诸诗词流派，虽繁杂林立，各具名堂，但粗分，无非两大派而已：曰“性灵派”，曰“非性灵派”。缘性灵派以外各代各派，虽亦入主出奴，锋角峙立，甚相视如仇，然而或宗汉魏，或宗盛唐，或宗晚唐，或宗宋，或一祖三宗，或白体，或义山体，或宗山谷，总不出“尊古”二字，明七子明言“复古”，未明言者又何其多也。唯独晚明“三袁”公安派，诗反尊古，“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亦唯至清袁枚及其翼下之赵翼、张问陶“性灵派”，大反贵古贱今、尊此抑彼，力扬“诗本性情出”。
再，性灵派以外者，或在“学人之诗”说下，细分若干类别，或在“诗人之诗”说下，无一稍弃或不重“学”，或在二者之间种种。严沧浪“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常被今人截引，以辩其不学而可有诗才，却不知严语下接“然不学无以为诗”。唯独袁枚，公然讥弹死学沾于诗，其翼下之吴雷，精辟论述学与诗之间，必然与不必然之辩证关系。
又，性灵派以外者，千古尊孔之儒，概莫能外，诗论必由“经”导、“理”框，然而唯独晚明袁宏道，与“叛逆”儒道之李贽友善，为其悲歌。亦唯独清中叶袁枚，虽亦服膺孔子，却不盲信独尊，明末清初“独立之思考”之黄宗羲、徐渭等以情反理深合其心，谓诗“一经儒家说理，便有头巾气”，独识“经”与“诗”者，即哲与文，判然两事，不可交媾混杂，操为一团。使自古文史哲不分，乃至如《诗经》“六艺”体、法不分，逻辑混乱之暗昧中，忽有一明。宋以降，“存天理，灭人欲”杀人性无赦，独独诗才袁枚，无所忌惮，大抒七情六欲，八荤九素。虽遭卫道士抨击，但愈故以张扬于世，以身“亵渎”雅正，为播其说。
陋哉梁启超氏，尚融入近代意识，却不知西方文学之胜者，亦不知国之传统诗长与短处。虽其诗学思想已反厚古薄今，《汗漫录》云：“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平生最恶闻此言。”然而其《清代学术概论》却云：“乾隆全盛时，所谓袁（枚）、蒋（士铨）、赵（执信）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迩。”其高呼“诗界革命”，另尊黄遵宪、谭嗣同等，以所谓“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为口号。两“新”一“古”之外，语焉不详，根本未成理论体系，难怪人谓读尽黄遵宪，佳则佳矣，新亦新矣，唯不知其“革命”在何处。今不可反思，竟谁“臭腐不可向迩”？其贬袁，不过与曾国藩、朱庭珍、章学诚、李慈铭之流旧学家为伍，而枉为接西风之新进。今学者不亦皆拜《清代学术概论》为字字玑珠？
惜哉钱钟书氏，云：“子才妆点山林，逢迎冠盖，其为人也，兼夸与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现、当代其余所有诗论，只会放古人屁，不会出自己气，于明诗流派，于清诗流派，千篇一律，辗转相因相抄：袁之长如何，然短又如何，卒流于某某之弊，复有某派振起云云。即钱仲联、马茂元等诸大家又如何？岂非复斯言？更遑论尚健在、犹育人、正大谈之辈。非但皆使“四袁”一脉相承之“两派”，俱与其前后他派并列、并论，且毫无现代文学思想结合入“性灵说”为谈，亦毫无挖掘其深意、独特、先锋、革命性种种，更无人论及其比西方近代诗学思想，虽隔海孤立自生，而并不延迟落伍云尔。稽古抚今，三百年后学者群，尚不及钱谦益一言之知矣，其《列朝诗集》云：“中郎之论出，天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涤荡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至于新诗，续西风而生，已行百年，谁不知不尊古、不尚摹拟、不干教化、不仗学成之理？谁不知须独抒性灵之诗魂所在？！然而新诗界诗人、理论家，恐未必又有多少人知晓先驱“四袁”其人其姓名。
165、性灵派两大死敌
清诗各流派，或以时间迁流衍化，如初、中、晚期各以为除弊开新者；或以地域聚分，如河朔派、岭南派、虞山派、娄东派、秀水派、浙派、高密派、常州派等；或轮回水转，如初、中、晚各有宗宋者，虽微不同；或起相替者，为矫正某派末流之偏弊；或并世，为立门户而立；或表相异，实兼容，床头打架床尾和。唯性灵派与格调派，肌理派与性灵派，两两势如水火，针尖麦芒，全反义之对偶。
袁枚不反“神韵”，只不满“神韵派”之偏；其反感浙派之末流，一般而不激。其先最反者，并因其才标举“性灵”大旗者，沈德潜“格调说”；其后并为最反者，因袁标举性灵，才故立反对之翁方纲“肌理说”。沈长袁近60岁，却“大器晚成”，“范进中举”，与袁乡会、鸿博皆同年，诗学以外是好友；翁小袁17岁，进士晚14年。翁终生高爵，袁不足十年即致仕，屏居小仓山下随园50年。先有沈说及其风靡，次有袁起而斥贬对立，复有翁说，本不必成说，不过补益神韵、格调，而专用作击排、反动袁性灵。
袁枚《随园诗话》与别著、诗中，极尽嘲讽挖苦、揭批痛贬二氏二说，而沈、翁二氏，不回一辞。沈氏不回敬，盖其迂腐谄媚丑态，被戳破点中，不能置一词；翁氏不回敬，却是装逼。其本非善茬，好骂战，对好友亦尝责骂，然视袁枚讥讽若无睹，袁嘲笑肌理派为“骨董开店”，以诗讥翁：“天涯有客太詅痴，误把钞书当作诗。钞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翁以己为雅正，而视袁为放僻野路，似乎不屑与辩，故连翁门下凌廷堪都不堪，起为师反唇回讥：“何苦矜张村曲子，翻云胜得九成箫。”翁却故做聋翁，实其亦心虚，自知己说空迂，而才远不及袁，不益自取其辱而已。
166、王夫之“景语、情语”论
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姜斋诗话》、《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诗译》等述及“景语、情语”者，一以贯之，相辅成说。“情者阴阳之幾也，物者天地之产也。阴阳之幾动于心，天地之产应于外。故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矣；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景虽无限，但自之子集为“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即所谓交集相融，而“情景一合，自得妙语。撑开说景者，必无景也。”即所谓空集。以另一角度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以例说，“‘池塘生春草’、‘蝴蝶飞南园’、‘明月照积雪’皆心中目中与相融浃，一出语时，即得珠圆玉润，要亦各视其所怀来而与景相迎者也。‘日暮天无云，春风散微和’，想见陶令当时胸次，岂夹杂铅汞人能作此语？程子谓见濂溪一月，坐春风中。非程子不能知濂溪如此，非陶令不能自知如此也。”又例以陶渊明《拟古六首》“日暮天无云”一联，谓“摘出作景语，自是佳胜。然此又非景语，雅人胸中胜概，天地山川无不自我而成其荣观。”与上同义。从主宾上划分，绝不是重要性之主次，故具体而微，“写景至处，但令与心目不相暌离，则无穷之情正从此而生。”“真好景语，能化情为景也。”“景语中具可传情。”有“全不入情，字字皆情”者，“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耶？古人绝唱句多景语，如‘高台多悲风’、‘蝴蝶飞南园’、‘池塘生春草’、‘亭皋木叶下’、‘芙蓉露下落’，皆是也，而情寓其中矣。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微，轻安拈出。谢太傅于《毛诗》取“訏谟定命，远猷辰告”，以此八字如一串珠，将大臣经营国事之心曲，写出次第，故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同一达情之妙。”因摘而不可能与上全无重者。又谓“景中有人，人中有景。”“全写人中之景，遂含灵气。”“所谓人中景，亦即含景中情在内。”就是“取景，从人取之，自然生动。”“语有全不及情而情自无限者，心目为之，政不恃外物故也。‘天际识归舟，云间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于景得景易，于事得景难，于情得景尤难。”“景语之合，以词相合者下，以意相次者较胜。即目即事，本自为类，正不必蝉连，而吟咏之下，自知一时一事。有于此者，斯天然之妙也。‘风急鸟声碎，日高花影重’，词相比而事不相属，斯以为恶诗矣。‘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洵为合符，而犹以有意连合见针线迹。如此云‘明灯曜闺中，清风凄已寒’，上下两景几于不续，而自然一时之中寓目同感，在天合气，在地合理，在人合情，不用意而物无不亲。呜呼至矣！”等等，较之《人间词话》“一切景语皆情语”看似言简意赅，实则以含糊遮掩悖谬，高明不知凡几。静安总欲于词学作哲学式抽绎语，而不肯下力详明，既短接西方哲学家逻辑周全之论述，又好用中国传统似是而未必之语录体，西焉未，中焉非，常生怪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