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耕答孟冲之关于李杜关系的贴子

[td=1,2][/td] 4 主题 21 好友 878 积分 高级会员 [td][/td]51# 发表于 昨天 07:43 |只看该作者 牛耕 发表于 2013-3-24 22:31 牛兄，我说点闲话： 当李白在你家的汶河边敷衍了两句‘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之后，好像就再也不想与‘杜二’‘相与细论文’了。此后多年，他是信也不回，诗也不酬，名也不提，仿佛全忘了那个曾经‘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朋友。我读唐诗，最喜欢钻研诗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古诗虽古，但其中的人物关系却永远具有‘现代性’。把那些人物关系悟个半透，内心就生出许多灰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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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耕 2 主题 8 好友 194 积分 注册会员 发消息

52# 发表于 半小时前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牛耕 于 2013-3-28 10:16 编辑 孟兄所言极是。以我对唐代史和诗上非常有限的知识，似乎李白写给杜甫的诗，一共也就两首——除了这首《沙丘城下寄杜甫》，应该还有一首《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这两首都是正面畅叙友情的。此外，野史上有李白《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一诗，已经从正面转为负面，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不足为凭。相反，杜甫写给李白的表达敬慕和友情的诗，接近二十首。两者的比例大约1:10，似乎在我们对两位大诗人友谊的称颂中，又留下了不小的缺憾：要是他们两人能够对等地酬答，该会留下多么圆满的佳话呀！ 而遗憾也许正是历史演进留给我们的略显模糊和变形的倒影，揉碎、漂浮在那些诗人漫长的行旅、酬答和轶事的水面上。我也不妨从浅陋的个人角度，试着给出一些答案： 其一，年龄差距因素。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在那个平均寿命也就只有五十岁，人们十五六岁即行婚嫁的年代，这十一岁的差距几乎就是一代人，李白当是长辈，而杜甫只能算作晚辈。按照吾国长者为尊的习惯，李白对杜甫显摆、显大，不予应答或少应答，应该不算太过分。 其二，知名度因素。李白在他的时代，已算是十分有名的诗人，相当于我们现时代坊间常议的“新疆”（王家新、欧阳江河）、“西藏”（西川、臧棣）（这种称谓应不含贬义，如同古人以“陶谢”指称陶渊明和谢灵运，以“李杜”指称李白和杜甫）。成名诗人对于未成名诗人，一般不会轻易予以肯定，尤其是予以褒扬（这种说法同样应不含贬义，自古至今一直如此。当然，这里边先要剔除文学政治之因，如果包含此因就不好做出判断了）。李白能够给当时寂寂无名的杜甫寄赠两首有所褒扬的诗，应该算作比较体面和尽责了。 其三，遭际因素。据传李白与杜甫总共相遇两次（三次？），后面一次如孟兄所说，李白在诗中留下了“汶水”、“泗水”的记忆符号，时间是在他们的青壮年。其后两人各奔东西，如飘蓬远赴各自的命运，直至各自的终年，再也没有见面。在通讯极不发达的“人事音书漫寂寥”的古代，古人写诗大多像随物赋形的流水，把自己遭际中切近的人息和物象，纳入自己的诗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以此观李白在自己落拓的晚年诗中不纳杜甫，亦属常理。还有一点与遭际相关的考量是：据说杜甫一生中最好的诗（如《秋兴八首》《登高》《阁夜》等），大部分写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而此时李白已故去，无法读到杜甫那些惊风雨、泣鬼神的诗作（泉下也许读到了，泣鬼神嘛！），我们也就无法揣测李白读到那些诗后的反应，以及能否题诗予以酬答。 当然，更重要的，也许还有逍遥（道）与忠恕（儒）的生命观，奔放与沉郁的诗风观之间的更为内在更为隐晦的矛盾和冲突，孕育和酵发出我们后来看到的结果。 以上提括，不仅精简，也颇含纰漏，孟兄和杨炼先生、秦晓宇先生皆为这方面的方家，自可提出更为隐在也更具说服力的因素。我只是抛砖而已……呵呵。 综上所述，我个人更愿意把李杜之间出现的这种“人物关系”，看成“自然的差异”——诗人之间的“同频共振”（引起酬唱）和“失频不振”（酬唱不再），都扭结着时代的环境的个人（包括诗人作为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也有其难以免除的世俗甚至低俗）的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因素，混合成一只“看不见的手”，为我们挥来历史水波里遗憾的倒影，也为我们带来历史浊流里意外的惊喜，也许这是历史波粒二象性的自然律（统计规律加因果规律）所决定的。说一句极端的话：老杜甫在其天命的极端，也许早就预置了一朵“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的笔墨，等待着他自己用满身的舛厄和伤痕去形落到纸上。唯有如此，他伟大的作品才能超越酬答的层面，成为对全人类的精神关怀，长久照亮和温暖了历史的暗夜。 从写作的本质上来看，每一代的写作者都是在一种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里推进自己的写作——纵轴上的精神活动（与传统、经典和大师的对话）往往为写作预置了空无（对话者都不在当代）的性质，横轴上的精神活动（与当代人的对话和回环）往往为写作埋植了孤独（现实太喧嚣和浮泛了，每个人都是当局者，都有着复杂多变的利益考量和分寸殊异的机缘行事）的质地。所以一个真正成熟的深思熟虑的写作者，一定是将写作筑基于这种本质上空无（所以要无中生有，呵呵）和孤独（所以要独孤求败，呵呵）的境地。在我看来，也只有在此境地中展开和生发的知音活动，才显得更有情趣、更有意味也更有价值。 还记得我在你的《玉溪拼图》跟帖中引用了史铁生的一段话：“人有三种根本的困境。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限于上下文的关系，其实我所引用的只是史铁生所说的某段话的上半部分，它的下半部分是：“上帝用这三种东西来折磨我们。不过有可能我们理解错了，上帝原是要给我们三种获得欢乐的机会。”把这下半段话，与上半段话衔接起来，恢复成史铁生说过的完整的一段话，挪过来譬喻我们的写作处境，也许显得更为贴切和妥当。领悟了这种写作的本原处境，我们也许要从内心深处滋生出一股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幽默的气息？——“日光底下无新事”，每一代的写作者都是如此，我也不应该是一个例外！ 按照以上的理解，我更愿意把贾岛“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的诗句，修改为“知音赏不赏，悠哉故山丘。”——这既意味着那个“故山丘”所指代的“自然”是知音（形成对话并安置诗人）的一部分，更意味着对于写作上的知音采取一种不予强求的自然随缘的态度。 灰颓否？不灰颓否？似乎灰颓不灰颓在这里都显得不太重要了。孟兄以为然否？！ （匆匆不知所云，亦是“闲话”，还望孟兄援巨手以斧正。）

        牛兄所言入情入理，其中种种因素我也都考虑过。以我的‘阴暗’心理揣度，李白是根本没有把杜甫放在一个重量级上去看待的。安史之乱后，杜诗渐渐登上唐诗的高峰，那时的李白能否读到，虽然是个悬案，但我想，杜甫既然在诗题中有‘寄’字，他自然是有可靠的渠道的（比当代的邮政服务可能还要可靠些）。这渠道主要可能主要是地方与朝中仕人的捎带。
李白与高适当年也在一起痛饮狂歌过一阵子，后来李白落难，写诗向高适求救，高适也没反应。
另看杜甫写给王维的诗，情况差不多。王维好像架子更大，从来就没有答理过他。
再看李商隐写给杜牧的诗和杜的反应，情况让人寒心。他们二人差不多同龄，而且杜牧的诗集是自编的，可以肯定没有多少遗漏。（在玉溪拼图中我有一首专写这个。）

想到哪写到哪儿，不成文理，牛兄笑话了。

牛兄我是服了你，要是能在一起聊天喝酒，该多么痛快！
我是很不惯网聊的，匆匆间辞不达意。只有多读读兄的快评了、、、、

值得参考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