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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张承志:选择什么文学即选择什么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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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3-01-05  

张承志:选择什么文学即选择什么前途


  二〇〇三年离京赴西班牙前夕,我接到岩波书店的《世界》杂志。浏览一遍,我立即被其中的一篇批判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政治论文,但是着重回溯了这猖狂官僚的文学背景。我头一次知道,在石原发迹的路上,居然有过一场那么激烈的文学争论。
  一九五六年,二十四岁的大学生石原慎太郎,以小说《太阳的季节》获得日本最高的文学奖芥川奖。很快,依据小说拍成的电影流行一时。评论家四方田概括,这是一部描写“厮混在日本相模湾一带的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们日常生活”的作品。
  ——热衷拳击的高中生某某,在玩闹时勾上了一个女孩。在所谓湘南上流阶层生活的展示,和不断的夜总会、海滨游艇上演出的色情、暴力、残酷的细节递进中,女孩怀了孕,堕胎失败而死。丧礼之夜,某某突然来到女孩灵前,举起香炉砸碎了遗像,狂叫着冲出房间,满屋的人目瞪口呆——
  这就是最简单的情节概括。
  它再也不是执著于亚细亚主义的旧式日本人。当然它更不是追求自由与快乐的新生一代。它是一个法西斯的遗腹子,发泄着尚未洗净侵略和骄横的污痕、却又为滚滚财富蛊惑的内心欲望。它用夸张的野性描写,貌似冲决传统和道德,为朦胧中新的蠢动准备。如此心理的挑逗不会没有响应,所以它得到了一时的轰动。篇名引起“太阳族”一词的流行,直至中国也在类近时代到来时出现模仿,画虎类犬地标榜“阳光灿烂的日子”。
  芥川奖评委之中发生了罕见的分歧。赞赏它的如川端康成,说我喜欢推赏如石原那样特别的年轻才能。井上靖则云,这是候选作品中出色的一部,其熟练和新鲜使我不能移目。但是否定它的评委更加言辞激烈。宇野浩二指出:此小说假定是新奇之作也是低下的通俗小说,作者刻意写入猎奇的、淫靡的东西。而作家佐藤春夫的尖锐发言,则在文学史上成为事件。
  佐藤春夫的评语,如一个宣言:

  我并非一味排斥反伦理的《太阳的季节》。唯因如此风俗小说即使作为文艺,也属最低级的东西。作者佯装敏锐的时代感觉,其实未出媒体人及演出商的框子,而绝非文学者之作。又从作品可见作者对美欠缺节度,尤其不知害羞喋喋强词之态度更属卑劣。如此无端可取的《太阳的季节》被多数表决选中,于我而言心感可耻,因而我作为评选者,对其当选不负连带责任。

  今天读着我感到吃惊。两位作家虽就作品而发言,但都表达了对石原慎太郎的人格的蔑视。意犹未尽,佐藤春夫更在媒体上发表他的心情:

  ……不单只识得生命力的蠢动,正因懂得了人尚还有与其它动物稍微不同的羞耻之情和伦理观念,所以才开始能够拥护人性。对那种认定只消破坏良风美俗即是新文学的、简单至极的捣蛋鬼恶作剧文字给与承认送去喝彩——让诸位扫兴,我只是于文学上了年纪,且良识有之过多……要灭亡的就任其灭亡罢。
  (《空疏的小皇帝:检证石原慎太郎问题》,《世界》二〇〇三年一期,76-77页)

  我意识到在中国正在演进同样重大的问题,因此居然把它带到西班牙,于旅次吟味几遍。
  半个世纪过去,日本开始重新思考那次文学评奖了。
  一九九九年四月,石原慎太郎以一百六十六万票当选为东京都知事(市长),这一结果背后,当然有作家名气的因素。他的恶劣政绩,引起评论界检讨他的言行,若《世界》杂志的专栏《空疏的小皇帝:检证石原慎太郎问题》就因此而生。
  专栏的最后一期终于追溯文学。因为人们发现,当年错送了大奖,喂养了危险的野心。不意得逞的文人,从此便出言无忌。在核武器、和平宪法、民族歧视等一切政治领域,取代了幼儿期的性冥想——如今的石原放肆于右派言论,尤其对中国、朝鲜,极尽诬蔑、挑衅与仇恨。
  为时晚矣。与追究其文学根子的文章发表同时,二〇〇三年四月他再次当选,其后又在二〇〇七年四月,凶险的政客石原慎太郎第三次高票当选为东京都知事!
  而我注意这篇文章,却是因为“良风美俗”之破坏,在中国正如摧枯拉朽。何止“都政”,从教育到医疗,堕落使一个古老的文化心慌意乱。金钱鼓动的贪欲和疯狂,把“三聚氰胺”兑入牛奶、兑入医院和大学。不用说,蔓延的劣质文艺更是大受青睐。恰在此时我读到了佐藤春夫,他以激烈的行为解释说:一个民族如何选择文学,就会如何选择前途。
  我无心更多议论石原。那是一个“连提及都觉得厌恶”的名字(本多胜一语)。值得说的是这个对中国读者陌生的名字:佐藤春夫。由于五十年前对石原现象的惊人预感,佐藤春夫进入了我的视野。
  怀着对佐藤春夫的好感,我满怀敬仰、翻开了他的著作。——我没阑入他的洋洋小说,议论只限中国题材,甚至限定在他的随笔《支那杂记》之中。
  怒叱石原小儿的佐藤春夫,不仅是中国文学的爱好者和中国通,甚至以其文笔译过鲁迅,一篇鲁迅最好的散文《故乡》。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佐藤春夫四十一岁,在《故乡》译后,他满怀推崇甚至憧憬,写了《关于原作者的小记》。

  鲁迅……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小说作者与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盟主,且因罗曼·罗兰介绍在法国率先喧闻后,已是拥有其作品法德俄英美及世界语译作的世界之鲁迅。然于我国,虽最近代表作《阿Q正传》有两种佳译问世,其名在读书界尚不能耳熟,予深以为憾。今,予以我国高级读书界之公认名刊分篇幅数页以为幸事,不自揣学力笔力不足,敢以拙译问诸于世,乃借此向沉痛雄浑高迈且亲和力满溢、令人有杜甫起于现代之慨的作者,示予敬慕于一端;更以察知虽为战争对手此邻国仍不可怠于注目、中华民国亦有优秀新文明之喜悦、捧献拙译一篇于注君子……
  又以译出武者小路《一个青年之梦》,可知他于吾国语言亦甚为练达。若我国读者喜其之读,且编辑者又有迎此之意,则可能将其新旧诸作,亲自命笔,直以日文面世。予以为若此空想幸能实现,则须视此大作家如我等作家而遇之,信他亦必能为我国文明贡献,不吝其能……(《中央公论》一九三二年一月号)

  读着如此优雅笔墨,人唯觉感动和享受。除了用政客腔编造小说史的夏志清那种“教授”,凡正直的中国人,都对鲁迅迎来的尊重而高兴。
  ——其实日本对鲁迅的阅读是令人不解的:一面对中国赶尽杀绝,一面却阅读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其间居然没有障碍——佐藤春夫陶醉的自语,如苦涩的佳酿,引出中国读者一种悲喜的慨叹。
  可惜事关文学,往往常不如意。在令人神往的《故乡·关于原作者的小记》之外,浏览他的文集,还能读到他的《卢沟桥》。
  一九三八年,佐藤春夫以作家身份随军武汉。到一九四一年,他出版了散文集《支那杂记》。议论唯限于这部集子,不涉及集中未收的“军事题材”——我没读过的《战场十日记》和《闸北三义里战迹》,也略过毛病更大甚至招致了郁达夫怒斥的小说《风云》。
  书的扉页值得一提。因为书名由堀口九万一题署,一笔洒脱的毛笔字。
  ——一八九四年甲午战后,中国割地赔款。被迫通商的新口岸中有湖北沙市。堀口九万一就是派去沙市开办领事馆的日本官员。他的一件轶事,是惊讶沙市官吏竟全然不知甲午年中日曾有一战。在震惊舆论的、日本浪人和军队闯入朝鲜皇宫残杀闵妃的事件中,这位堀口和另一位撰写过描绘阿拉伯独立英雄的畅销小说《佳人之奇遇》的柴四朗,都在残害朝鲜人的浪人群中。后来他任职美洲,官至巴西兼阿根廷大使,同时以随笔家著名。
  收入《支那杂记》的散文,大都是文人调的中国古典杂论,甚至可称之为一本中国古代文学散记。笔至古典,显出佐藤春夫的汉文修养。比如其中一篇给少男少女的文库,选目解题,轻灵文笔游刃有余,文学历史勾勒其中。挥洒古今涓涓文学的胸襟,微微细说烂熟的典故,使得这些篇什即便给中国人读,也是相当好的入门谭。虽然限于一册之间不能尽显作者志向,但从对沈复《浮生六记》介绍的细腻,能窥知作者偏好风花雪月的趣味。
  后半辑入了若干作者的大陆行脚。北上忆旧,南下秦淮,间有一篇累近小说、描写了李鸿章的散文。书中涉及一些与他交游的中国人,首先是田汉,偶尔徐志摩、苏曼殊。
  《卢沟桥》类大约只有一篇,显出佐藤春夫更多表达的不是随军、而是作家的思路。即便这一篇也追求书卷气;对那座刚刚发生了血战、对谁都异常敏感的古桥,他从元朝至清季,细说名桥沿革,以及求购乾隆诗拓片的兴致。
  但就是这一篇,如揉进眼中的沙子。它使我不断地忆起石原慎太郎的获奖风波,忆起“一个民族怎样选择文学就是怎样选择前途”这一命题。
  从广安门到宛平城,佐藤春夫以散文引领,欣赏了日军的战绩。

  广安门就在这途中。停在遇上的长长的一列骆驼队中,下车观看。雨只是雾雨,路上如泥汁黏滑。仰望樱井中佐跃下的城墙,目测高约三丈许。都是儿时看惯了日清战争画报的缘故,看见这样的城墙城门,总有觉得有旭日旗在那里翻卷的感觉。
  读广安门事件的报道时,其实多少曾有细节不解。我们的兵士曾被诱到哪里又从哪里遭到攻击,在现场一目了然,但报道不甚明了。城门有两重之多……原来樱井中佐跳下的,是外侧的城墙啊。钻过这道城门,出此不祥之地,驾驶员注意到了什么。在望去像是洋槐的树影下,一石碑前供着香花。是标志向井上等兵战死地的碑。我们都脱帽,向其表示了敬意与吊念。……(《支那杂记》,222-223页,大道书房一九四一年版)

  大正元年(一九一二),曾指挥日军攻克旅顺的大将乃木希典为明治天皇殉死,弱冠二十一岁的佐藤春夫发表挽诗。歌曰:“君之死诱我以高贵的泪,日本伟大的唐吉诃德哟。”(《佐藤春夫集》,463页,筑摩书房)显然,文人觉得,与沙俄争夺中国殖民地的战争,如唐吉诃德的慷慨的理想。且不说对唐吉诃德的读解大有分歧,这样的例子多了,我渐渐懂得,中国在他们心中只是唐宋古典,如今不过一片蛮荒,对蠕动其间的人或人心,并无所谓伤害。
  《卢沟桥》的收尾,是一行人参观了卢沟桥、在一家土产店流连后、归途中听说店主的一个女儿居然曾在东京留学三年,于是再开的闲谈。

  想和这样的中国新女性,大谈一番时事啊。
  谈着时事,并且日支提携以结亲善之果呀。
  不,想让村姑讲讲龙王庙长辛店之类读报记住的地名、地图上没有的村巷细处,再说些百姓议论的感想。
  让您扫兴,她今天去了北京不在家!
  ——车载着谈笑,驰向都门。(《支那杂记》,232页)

  他若是活着不会接受我说:自视文雅的他,出言冒犯了中国。读着佐藤春夫写的与女留学生日支亲善的句子,比读石原的流氓腔更加痛苦。真是这样,我们连喜爱都常常出错。即便是胸怀正义的日本人,言及中国便出口放肆。
  与故人争论的冲动,抑制不住从心中涌起。
  书中还收有佐藤春夫一九二六年的作品《李鸿章》。
  我猜这一篇乃假堀口九万一口吻写成。因为散文中的“我”,恰是甲午战争次年赴湖北沙市开设领馆的外交官。兼之此书由堀口题署,或许佐藤师事堀口亦未可知。
  这一篇如小说,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个晚清中国的官僚。时值马关签约丧权辱国,李鸿章引咎退隐,后为残局再复出山,正在自安徽而上海买舟北上途中。一名日本外交官求见曰,若无缘一聆教诲将为毕生恨事;于是“我”走进中堂下榻的道观,逐一见识了“在清朝末期最为烂熟的繁文缛礼国家的华丽时刻”。如务必坐轿不可乘车、巡警八人前来迎护、三重门禁、满院门客等。
  及至交谈,却用英语,留美多年的伍廷芳充任翻译。散文特别描写了左右伺候的三名亲随,和一支尺五长、用整块的翡翠雕成的烟管。亲随一人添烟,一人点火,再一人捧烟管至外间倒去烟灰。李中堂从年龄开始,再问父母健在,劝不可对父母疏于书信,感慨日本交通卫生进步。间或言及沙市里程,途中风物,全然不涉天下国事。
  归来与日本同僚议论,众人皆大笑李大人腐朽,唯“我”若有所思。
  后来“我”又在巴黎旅次,观察李鸿章出席俄皇加冕仪式后,所做的名为漫游、实为向施压与日本的俄、德、英三国致谢的旅行。李路经纽约,又有一名闺秀作家,好奇于俄、德、英等媒体渲染的李鸿章名气,请求一见。
  于是中堂待客的老套故事重演。李鸿章照例先问青春几何,女士无奈只得敷衍。再问婚嫁——听说那女士尚在独身,中堂大人连连惊呼:“独身?独身!使无怨妇旷夫,方为治国之习。莫非是出了什么差错,若进步之贵国,尚有这般的现象?”
  老爷爷再问小姑娘既无夫君何为生业,答曰写小说。于是又引出了大大惊诧——不再转译,无非说即便男子,也尽是那些科举不第、难入乡党、游手好闲的书生,才把习得无用的文字,闲来消遣排摆,所作即是小说。“看汝端庄伶俐,及早一刻,快快速寻夫君!”……
  作者揶揄李鸿章出游欧洲,乃是去给压迫日本的三国送礼。这也是一个日本知识人常说的话题:甲午大败后、日本在下关逼迫,清朝割让了台湾和辽东。事后俄、 德、英三国嫌日本吃得太饱,联合施压,要求日本吐出了辽东——这就是所谓三国干涉。作品中的“我”在欧洲观察时局,于是有种种的见闻。
  文章的意外一笔,是“我”在巴黎窗下,突然醒悟了东洋伦理的并非滑稽。他甚至忆起李鸿章在上海的、东方经典式的感慨:“立身于世而父母健在,乃人之莫大幸福”——心里浮起淡淡乡愁。
  这一笔有平衡的力度,一笔支撑了一篇。它透漏了作者(我想更多是佐藤春夫、而并非堀口九万一)尚未被一路的顺风、冲去了冥思的能力。
  虽然还能嗅出霸气,此篇也准确写出了中国官僚中传统的、挥之不去如影附形的“空虚的尊大”。虽如轻松小品,却是一份剂量适中的处方。它针砭了中国人的痼疾旧病,也触到了中国的深沉博大。如今这么说还有什么益处么——佐藤春夫确是一位具备了可能性的人选;若他泻掉体内优越的沉疴,它能为世间提供文化的良药。
  阅读日本文学时的敬远态度,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不要追求反思,不必强求扫除百年的傲慢,我们想读取的,只是他们对自己文明前途的在意;只是为了民族未来,他们在另一种语境中进行的、近乎极限的计较。
  借助文学的抬举,狂妄的政客已三次连选。为抗击危险的前途,有人重新倾听当年佐藤春夫嘶哑的怒斥了。五十年前芥川奖争议的深意,正寸寸浮出上升。佐藤春夫用如此手段,回到了中国与中华文明一侧。恶魔出瓶时他的挺身狙击,是他对旧时败笔的清算。因为挺身时代的大义,永远高于文人的忏悔。合上书页,记住的是他对丑恶的挞伐,而不是他一时的失言。

《敬重与惜别》第七章第一节,曾在《读书》杂志2009年第一期发表
仰天曾大笑,低首更沉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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