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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陈毓贤:洪业怎样写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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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2-11-21  

陈毓贤:洪业怎样写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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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毓贤:洪业怎样写杜甫


        今年是杜甫诞生一千三百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去年年尾隆重推出《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中译本,原著是哈佛大学1952年出版的,作者洪业。今年6月2日的《上海书评》刊登了陈引驰的评介文章《杜甫传,就是一部“诗传”》。我不懂诗词,更不是史学家,这里仅对洪业作此书的来龙去脉做点交待,并谈些读后感。
  说来惭愧,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写《洪业传》(哈佛大学,1987;台北联经,1992;北京大学,1995;商务印书馆,2012)的时候,洪业的学术论文我都囫囵吞枣地翻了一遍,惟独他用英文写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没读,只投机取巧地看了他送我的薄薄一本《我怎样写杜甫》(香港南天书局,1968)以及收在《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的《杜诗引得序》与《再说杜甫》。
  此书是洪业唯一的学术专著,在洪业生命中占很大的分量,我在《洪业传》中硬着头皮作了些评论。当时为免闹笑话,曾请替此书写书评的德高望重的杨联陞先生过目,杨先生没有异议。洪业曾写过一首诗讥笑郭沫若,因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1971)中说杜甫拒绝做河西卫是不愿去穷乡僻壤,挑肥拣瘦,洪业说郭沫若把地理搞错了,其实杜甫时代河西县离京兆只五十公里。洪业臆想杜甫推辞的原因是该职位主要任务是杖打犯人。诗的头两句说:

  少陵不作河西卫,总为凄凉恶榜苔。
  何把近畿移远地,遽挥刀笔肆诛夷。

  杨先生对我含笑补充了一点,说依唐朝规矩,河西卫本身也会受杖。
  原著为何让我望而生畏呢?主要是洪业引了大量中文资料,而这些人名地名书名用英文字母音译,我翻了数页便如堕入迷魂阵,没法读下去。这本书不是没有汉字对照表,但美国学术书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有汉字。洪业想了个法子,把一千多个中文名词排列成个表格,缩印成两页附录在第二册书后。这些蝇头小字非但难看得清,而且用起来非常不方便。
  对英语读者来说,阅读关于中国的文章最大的障碍就是难把人名弄清楚。我们怎么记得人名呢?主要靠各种联想。看到金圣叹这名字,马上就想起其他姓金的,同时觉得这名字好玩,叹息这种口腔动作怎么跟圣贤攀上关系?如果曾听说金圣叹是大学者,又死得那么壮烈,敬爱之心必油然而生;若读过他的诗文,更会感觉遇到老朋友一样,数页后再见这名字,必定知道是指同一个人。同样的,在英文书上读到John Stuart Mill这样的名字也会引发一连串联想。首先知道他大概是英国或美国人,取名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的约翰,如是法国人会叫Jean,德国人会叫Johann,北欧叫Jan,南欧或拉丁美洲叫Juan。因mill是磨坊的意思,就揣测他祖先做这种生意;若曾听说他是自由派的哲学家和政治家,对他就会肃然起敬或顿然心有戒备。可是金圣叹译成Chin Sheng-t'an 或Jin Shengtan就成了三个没意义的音节,面目模糊,不知高矮肥瘦,连男女都不可分辨。要是遇上一大堆四音不分用罗马字拼成的陌生中文名字,则容易赵钱孙李、张陈曾程都搅在一起,除非记忆性过人或原本对这些人物熟悉的读者,才看得懂。本人才疏学陋,唐代文学历史更是外行,看糊涂就不足奇了。
  不料洪先生作此书过了一甲子后,隔代遇知音。曾祥波2008年访问威斯康辛大学,观览汉学著作时发现此书,立意把它译为中文,我才有能力卒读,颇有相见恨晚之叹。

  洪业创办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出版了一系列参考书,把中国最重要的经书史籍有系统地用现代眼光重新估评,加了标点符号重新校刊,并编引得(索引),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学术界很重要的里程碑。这系列中唯一纯文艺的作品是《杜诗引得》,而且是每字都有索引的“堪靠灯”(concordance),这当然和洪业自己的爱好有关。
  洪业十四岁时,父亲送他一本《杜诗镜铨》,说不但杜甫如何作诗可学,杜甫如何做人也可学。于是他把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和三十多篇文逐句读完,但觉得难懂,不如李白、白居易有趣。他父亲就告诉他:“读杜诗好像吃橄榄,时间愈长愈好,愈咀嚼愈有味。”洪业以后对人世的酸甜苦辣尝多了,对杜诗有了新的领会,便渐渐收罗杜集,发现有不少版本的问题、杜诗编排先后的问题和注释的问题。《杜诗引得》的长序是洪业自己写的,解决了许多这种问题。
  杜甫的诗句终身伴随着洪业。1942年当他与邓之诚、张东荪、陆志韦、赵紫宸等燕京教授被日军关入监牢四个多月时,日夜萦绕在他心头的是安禄山之乱时杜甫那些断肠语,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泱泱泥污人,狺狺国多狗”、“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有一次他在洗澡池旁与邓之诚相逢,邓问他有何感想,他慨然道:“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
  洪业情绪激动时,杜甫的诗句往往脱口而出。他晚年致力于《史通》,要把每句的来历都找出来,以确定刘知几用了哪些书。我有一次问他进度如何,他说快好了,完成后就不做学问专心作诗,说:“作诗像生孩子一样,还没生出来很痛苦,一生出来就很痛快。杜甫有句‘新诗改罢自长吟’,我就喜欢这样。”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仲殊及徐苹芳到哈佛讲汉代出土文物,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差不多最早出国的学者。当时外子朗诺在哈佛执教,有数场讲演当翻译,我们请他们两位以及洪业吃晚饭。徐苹芳恰好带了洪业学生翁独健的信给他,洪业高兴极了,亲自下我们厨房做了一道他拿手的豆豉炒龙虾,又迫不及待地问某某人、某某人在“四人帮”时怎么样。两位远客或说自杀了,或说打入牛棚,或说还好没受干扰;但所问的人差不多都过世了。洪业叹说:“杜甫有句诗说‘访旧半为鬼’,我现在是‘相知多为鬼’。”他翌年八十七岁也去世了。
  像我这样对中国文史有点根基的人还是看不下去,那么洪业这本英文书究竟写给谁看呢?我猜他此书本来是要用中文写的。
  洪业在的“引论”里说他心目中的读者是非汉学专家的普通学者,说汉学家自然要从中文入手欣赏杜甫。不过他提出些新假说,有些汉学家也许会感兴趣,于是作了些注释放在第二册。然而,他在书前短短的“自叙”中,却有点抱怨完稿两年后才迟迟获得刊印,言下表示哈佛出版社本来怕普通学者看不懂,不太愿出此书,于是哈佛主持东亚教学的俄人叶理绥建议他把书分成两卷,第一本专讲杜甫的生平和著作,冗长的注释及其他枝枝叶叶全放在第二册,另行销售。“注释”分开销售的书可真罕有。
  洪业写这本书的动机是非常复杂的。照“自叙”说,起因是他1947至1948年在哈佛和耶鲁大学讲杜甫时,听者鼓励他写本书介绍这位中国诗人。如果洪业的动机仅仅为增进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大可写一本很通俗的书。他年轻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修完硕士后,曾数年以演讲为业,对象是美国普罗大众,异常成功。当时司徒雷登在北京海淀刚买了一块地,要为燕大建新校舍,正看中洪业轻易和各方人士沟通的能力,请他帮燕大在美国募款。我猜他写此书,有几成是希望在美国奠定他的学术地位,希望能在美国大学找到份工作。
  洪业虽赞同共产党人人平等的理想,却反对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深知像他这样儒家信念根深蒂固的基督徒,在新政权下不会有立锥之地。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几乎没有汉学可言,除了些归国传教士子弟和哈佛燕京学社培养的几位年轻学人外,几乎没人对中国文化有较深的了解,何况当时白人种族成见仍深,研究中国文化而能在美国大学立足的华人,大概只数赵元任和杨联陞。(我印象中连杨联陞在哈佛都有人微言轻之感,也许只有赵元任在加州大学觉得惬意。)洪业虽对创办哈佛燕京学社有功,又在欧洲汉学界颇有声誉,但没有博士学位,不久也知难而退,用退休金在哈佛附近买了栋房子,靠收房租和社会福利金过日子。
  洪业开始写此书时可能针对美国普通学者,但开了头便情不自禁,半个世纪研究杜甫的心得倾盘而出。他对我说他“火候”够了,因他:第一,得利于钱谦益等前人的努力;第二,掌握了引得图表等工具;第三,参阅过西方学者的翻译讨论,这些外国学人虽因语言隔阂常犯可笑的错误,但因不受中国传统思想的拘束,常有新的启发。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原著虽普通人没法卒读,但至今仍被欧美及日本研究杜甫的学者奉为圭臬。

  正如洪业在“引论”说的,中国诗词和西方诗歌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其篇幅短,代词和连接词总被省略,一两个词常代表一个典故,而典故后面是复杂的思考,像电报;我们若对诗人的处境和心情不了解就很难把诗看懂。偏偏杜甫生前不显达,他死后四十多年,沦为乞丐的孙子才把他的棺材运回家乡,请元稹写的墓志铭很简略且有错误。《旧唐书》说杜甫有集六十卷,杜甫死后二百七十年王洙为他校编全集的时候,只剩二十卷了。因此要了解杜甫的生平,只得按有限的文献和现存杜诗的内容,七拼八凑地重构。杜甫死后约三百年,知苏州的王琪因公库短缺,将家藏的《杜集》镂版印一万本全部卖光,可见北宋末杜诗已很受欢迎。后来竟出现不少伪杜诗,还有假托苏东坡做的伪杜诗注释,掺杂在各种杜集里,到清代才被钱谦益、仇兆鳌、蒲起龙等考证家纠正。洪先生掌握了唐代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的资料,大半生研读杜甫而素有考据癖的他,替我们爬梳了杜甫一生的事迹,为解读杜诗提供了无数可贵的线索。
  我们都知道,杜甫是个极富同情心的人。他写新安吏捉人充军,“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夏天乘凉,则叨念当兵的连洗澡都成问题,“念彼荷戈氏,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濯,执热互相望”;是否能生还更难说了,“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他写夔州负荆卖薪的女人,“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也写被丈夫遗弃的佳人,“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自己的茅屋被秋风吹破,便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们印象中的杜甫自己也很可怜,老带着穷酸味,“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然而洪业提出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杜甫年轻时家庭很富裕,足足有能力让他衣轻裘策肥马到处观光和射猎。他虽没通过进士考试——可能因文章作得太晦涩——但父亲死了,他大可靠荫补方式做官,他却把特权让给了同父异母的弟弟。
  洪业实在太喜欢杜甫了,我在《洪业传》中说他可能潜意识里把杜甫和自己心爱的父亲混为一体。因为喜欢杜甫,所以特别能领会杜甫的诗文。也因为他喜欢杜甫,总为杜甫设身处地着想,失去了一份作传人应与传主间保持的距离,汉学家一向认为这是《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瑕疵。
  把莎士比亚、塞缪尔·约翰逊和马克·吐温的语言,转换为司马迁、顾炎武和鲁迅的语言,殊为不易。这是部巨大的工程。曾祥波把书中旁征博引浩瀚的材料,全追根溯源,让中国的人名官衔地名书名恢复原貌,有些洪业一笔带过的诗句则斟酌直接引述以便利读者;他又把原著第二册解释洪业创见的内容当脚注,而且以“译者按”的方式替读者解释一些西方资料。译者显然是位学问渊博对杜甫研究涉猎很深的学者,不然绝不能胜任。
  译得很好,时有神来之笔,达到读来不觉得在看翻译文字的地步。只有几处不甚恰当,集中在前面的“引论”。如第8页interpretive guidance译为“就引言凡例论”,应是“帮助读者解读诗文方面”。洪业在“引论”里(套他在《我怎样写杜甫》的话说)打洋鬼,译者对他的所指有时也许不甚清楚,比较容易犯错,但往往只是语气轻重之别,无大碍。
  译本附录了洪业1940年的《杜诗引得序》,1962年原在南洋商报登载的《我怎样写杜甫》;1974年清华学报刊登的《再说杜甫》,可谓囊括了洪业毕生研究杜甫的精华。
  我提议普通读者由浅入深。先翻翻附录三白话写的《我怎样写杜甫》和附录四《再说杜甫》,了解洪业研究杜甫的经过以及他遇到的难题;再看书后曾祥波的“代译后记”和“补记”,知道译者对此书的态度以及现在看来洪业一些看法的不妥之处。方向搞定了,跳到第一章读起。这不是本可匆忙看完的书,而是放在枕边闲来拿起像嚼橄榄地读几段的书,或放在案头参考的书。
  至于洪业打洋鬼的“引论”与他打汉鬼的附录二《杜诗引得序》,则可留给专家看,后者主要讨论各种版本。洪业做引得时只见到元代的残本,听说有北宋王琪的孤本尚在,但没看到。他虽对钱谦益的学问非常钦佩,但《序》里举了十个原因质疑钱谦益持有南宋“吴若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的《宋本杜工部集》出来了,是北宋王琪和南宋“吴若本”有刻的也有抄的残本,合起来配补而影印的。九十一岁的张元济作了篇长跋,内说:“近人之疑吴若本为乌有,而深讥虞山之作伪者,观此亦可冰释。”洪业在《我怎样写杜甫》里说:“高年劭德不忍明斥晚后,尤可感激。”他修改了先前一些看法,但仍觉得不老实的钱谦益有篡改之嫌。我们享受洪先生悉心做的“足够火候”的盛宴,没有必要一定到厨房观察,不是吗?
  可惜中译本读者没法享受洪先生对个别杜诗的解读。中译本中杜诗自然用原文,但洪业英译时把杜甫省略的代词和连接词都补上了,又解释了诗里的典故或没有言明的内涵,这样一来,固然牺牲了原诗的韵味,却把意思说明白了。读者有机会有兴趣的话不妨把原著和中译本对照着看。中译本在每页的栏边空白处标明原著的页数,方便读者对照。对照着看另有个好处,许多中国古名称,译成现代英文反而更清楚,譬如黄粱是小米,吐蕃部落是藏人,交河是今天地图上的吐鲁番,司功参军是管一州教育的。各种植物和官职,我看了英译才恍然大悟。

  洪业的父亲在山东做县令时,常和朋友聚集玩一种叫“诗钟”的游戏。事前准备和控制时间的任务便派十来岁的洪业做。据洪业回忆,客人没到前他就在桌子上搁好文房四宝和有关典故的参考书,然后在相对的墙上贴了纸,一边写七个平声字,另一边七个仄声字,写好一条一条从下面把它卷上来,沾点浆糊贴起。诗钟开始了,洪业即请客人在一边墙上贴的纸中随便挑一张揭开,又请另一客人在对面墙上贴的纸张中挑一张,大家见到两个平仄相对的字就开始作诗。约二十分钟左右,洪业摇铃,大家便得放下笔来。洪业把联子都收到小篮子里,轮流分派给各人看。各人把他认为好的诗抄下来,有的给一两个铜板,真好的给五个铜板,最多七个。在面前小单子上标明哪首诗给多少铜板。筛选后头一个人便高声朗诵他选的对子,作者就站起来,鞠个躬跑过去收铜板,有时刚有人读了上一句,别人便和声读下一句,因为他们也取了那首诗。那作者就得意了,围桌子跑一圈,一边跑一边收铜板,大家拍手恭喜他。我们可以想象,洪业这时期不但学到写诗填词的要诀,也吸收了人情世故和官场潜规矩。洪业在这些父辈身上体验到传统读书人的无奈,无疑增进了他日后对杜甫的同情与了解。
  转眼洪业替父辈玩诗钟管摇铃已过了一个世纪,其间中国经历无数惊天动地的变化,我们回首他耳详目熟的那时代,真觉“恍如隔世”。中国现在很大程度上跟洪业上世纪五十年代写《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时的西方世界更相似。因此许多他向西方人不厌其烦地解释的事物,如中国传统官僚制度、大家庭习俗、文人喝酒的意识形态等,相信对一般中文读者来说都相当隔阂了,读了亦会获益。看了此书,可透过杜甫的生平重新认识唐代,尤其是玄宗(明皇)那既辉煌灿烂又充满悲剧的一段,则是另一个额外的收获。
仰天曾大笑,低首更沉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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