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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李杜之交与文学写作 (牛耕)
级别: 创始人
0楼  发表于: 2014-10-12  

李杜之交与文学写作 (牛耕)

(在网上偶然发现牛耕兄的这篇文章,虽与网上交流时的对话内容相近,但这一篇更完整系统,也更深刻。特转些存档。)


孟冲之先生熟读古籍,博览古今,曾出版《杜诗重构》等书籍,对于古典诗词及古代诗人的交往与酬答了若指掌。在某次交流中,曾与孟冲之诗友谈及李杜之交,他给我留言如下:“牛兄,我说点闲话:当李白在你家的汶河边敷衍了两句‘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之后,好像就再也不想与‘杜二’‘相与细论文’了。此后多年,他是信也不回,诗也不酬,名也不提,仿佛全忘了那个曾经‘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朋友。我读唐诗,最喜欢钻研诗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古诗虽古,但其中的人物关系却永远具有‘现代性’。把那些人物关系悟个半透,内心就生出许多灰颓来……”
  此言让我思虑良久。以我对唐代诗歌和历史非常有限的知识,似乎李白写给杜甫的诗,一共也就两首——除了该诗友提及的这首《沙丘城下寄杜甫》,应该还有一首《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这两首都是正面畅叙友情的。此外,野史上有李白《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一诗,已经从正面转为负面,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不足为凭。相反,杜甫写给李白的表达敬慕和友情的诗,接近二十首。两者的比例大约1:10,似乎在我们对两位大诗人友谊的称颂中,又留下了不小的缺憾:要是他们两人能够对等地酬答,该会留下多么圆满的佳话呀!
  而遗憾也许正是历史演进留给我们的略显模糊和变形的倒影,揉碎、漂浮在那些诗人漫长的行旅、酬答和轶事的水面上。于是我在思虑中,进行了一番清理和梳拢,试着给出一些自己的解答。
  其一,年龄差距因素。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在那个平均寿命也就只有五十岁,人们十五六岁即行婚嫁的年代,这十一岁的差距几乎就是一代人,李白当是长辈,而杜甫只能算作晚辈。按照吾国长者为尊的习惯,李白对杜甫显摆、显大,不予应答或少应答,应该不算太过分。
  其二,知名度因素。李白在他的时代,已算是十分有名的诗人,相当于我们现时代坊间常议的“新疆”(王家新、欧阳江河)、“西藏”(西川、臧棣)(这种称谓应不含贬义,如同古人以“陶谢”指称陶渊明和谢灵运,以“李杜”指称李白和杜甫)。成名诗人对于未成名诗人,一般不会轻易予以肯定,尤其是予以褒扬(这种说法同样应不含贬义,自古至今一直如此)。李白能够给当时寂寂无名的杜甫寄赠两首有所褒扬的诗,应该算作比较体面和尽责了。
  其三,遭际因素。据传李白与杜甫总共相遇过两次(三次?),后面一次如该诗友所说,李白在诗中留下了“汶水”、“泗水”的记忆符号,时间是在他们的青壮年。其后两人各奔东西,如飘蓬远赴各自的命运,直至各自的终年,再也没有见面。在通讯极不发达的“人事音书漫寂寥”的古代,古人写诗大多像随物赋形的流水,把自己遭际中切近的人息和物象,纳入自己的诗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以此观李白在自己落拓的晚年诗中不纳杜甫,亦属常理。还有一点与遭际相关的考量是:据说杜甫一生中最好的诗(如《秋兴八首》《登高》《阁夜》等),大部分写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而此时李白已故去,无法读到杜甫那些惊风雨、泣鬼神的诗作(泉下也许读到了,泣鬼神嘛!),我们也就无法揣测李白读到那些诗后的反应,以及能否题诗予以酬答。
  当然,更重要的,也许还有逍遥(道)与忠恕(儒)的生命观,奔放与沉郁的诗风观之间的更为内在更为隐晦的矛盾和冲突,孕育和酵发出我们后来看到的结果。
  把上述因素综合起来,对于李杜之间出现的这种“人物关系”,我更愿意看成“自然的差异”——诗人之间的“同频共振”(引起酬唱)和“失频不振”(酬唱不再),都扭结着时代的环境的个人的(包括诗人作为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也有其难以免除的世俗甚至低俗)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因素,混合成一只“看不见的手”,为我们挥来历史水波里遗憾的倒影,也为我们带来历史浊流里意外的惊喜,也许这是历史所具有的波(统计律)粒(因果律)二象性的自然律性质决定的。甚至,老杜甫在其天命的极端,也许早就预置了一朵“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的笔墨,等待着他自己用满身的舛厄和伤痕去形落到纸上。唯有如此,他伟大的作品才超越了酬答的层面,成为对全人类的精神关怀,长久照亮和温暖了历史的暗夜。
  从李杜之交,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揣度和把握一下文学写作的本质。一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代有才人,各领风骚,每一代的写作者都是在一种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里推进自己的写作——纵轴上的精神活动(与传统、经典和大师的对话)往往为写作预置了空无(对话者都不在当代)的性质,横轴上的精神活动(与当代人的对话和回环)往往为写作埋植了孤独(现实太喧嚣和浮泛了,每个人都是当局者,都有着复杂多变的利益考量和分寸殊异的机缘行事)的质地。所以一个真正成熟的深思熟虑的写作者,一定是将写作筑基于这种本质上空无和孤独的境地。在我看来,也只有在此境地中展开和生发的“叩寂寞以求音”(陆机《文赋》)的觅知音活动,才显得更有情趣、更有意味也更有价值。
  我在孟冲之先生的长诗《玉溪拼图》跟帖中,引用过史铁生的一段话:“人有三种根本的困境。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限于上下文的关系,其实当时我所引用的只是史铁生所说的某段话的上半部分,它的下半部分是:“上帝用这三种东西来折磨我们。不过有可能我们理解错了,上帝原是要给我们三种获得欢乐的机会。”把这下半段话,与上半段话衔接起来,恢复成史铁生说过的完整的一段话,挪过来譬喻文学写作的真实处境,也许显得更为贴切和妥当。领悟了这种写作的本原处境,会心者是否要从内心深处,滋生出一股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幽默的气息?——“日光底下无新事”,每一代的写作者都是如此,每个人都不应该是一个例外!
  按照以上的理解,我更愿意把贾岛“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的诗句,修改为“知音赏不赏,悠哉故山丘。”这既意味着那个“故山丘”所指代的“自然”是知音(形成对话并安置诗人)的一部分,更意味着对于写作上的知音采取一种不予强求的自然随缘的态度。灰颓否?不灰颓否?似乎灰颓不灰颓都显得不太重要了。
  我把以上思考梳理出来,反馈给了孟冲之诗友,得到了他的肯定和认可。谨以此文记之。
 
  (2013年3月)
 
 
  牛耕,本名牛玉波,1970年生于山东新泰,曾获首届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百优奖。信箱:ng1970@sina.com

仰天曾大笑,低首更沉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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