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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台湾作家揭秘李白身世 曾因杀人在寺庙住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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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4-01-18  

台湾作家揭秘李白身世 曾因杀人在寺庙住两年



大唐诗歌:
改变命运的手段
《大唐李白》系列是作家张大春拟以百万字篇幅再造“诗仙”李白的一生以及大唐盛世兴衰的作品。首部《少年游》通过梳理李白早年的萍踪游历,为读者解开诗人的身世、师从之谜,勾勒出盛唐时代的斑斓世相。作者在小说和历史之间捭阖出入,不仅以诗句推理出当时文人笔下心绪由来的内外世界,甚至大胆替李白“代笔”,对其诗作进行续补、改写。虚实难辨,却精彩叫绝。
张大春表示,“大唐,文治武功的极盛之世,一个以无比的自信和激昂风采拥抱世界的时代。原本最自由的诗,却被赋予格律的法度,成为改变命运的手段。”
飘然不群的李白,心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理想,却为何没有科考资格,甚至隐瞒出身外出飘荡,注定与整个繁华世道错身而过?既然无从追随时代的格律,写诗随意的他,又如何作出无人匹敌的诗句以达天听,成就“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斟酒”的荣光?日后名满天下的他,何以还是迷失了最初的自我?
盛世背后、盛名之下,常常被忽略的,是自由的重负。后人所景仰、企羡而追之不及的仙,不过是为俗世生涯所排挤在外的人;当现实的人生展开之际,诗句中的仙境,便也随着时代的种种限制,一点一滴地凋零了。
《大唐李白》:
沉浸于传统文化的小说
张大春是当代华语文学界无法忽略的重量级作家,莫言评价为“台湾最有天分、最不驯,好玩得不得了的一位作家”,梁文道称之为小说家中“武器最齐备的侠客”。早年以小说闻名于世,著有《小说稗类》、《四喜忧国》、《公寓导游》、《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等。
近年来,张大春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吸引,埋首于故纸堆中,唐诺说“小说家张大春这几年其实已偷偷改了行,成了个写五言七言格律诗的老诗人”,很多人都怀疑他还能否重回小说创作。张大春自言,他有时也困惑,究竟多年的小说创作,是为了令自己能够进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世界,还是沉浸于传统文化之中,是为了更好地写小说?现在看来,这个疑惑也许已经有了答案,这就是《大唐李白》。
张大春告诉记者,《大唐李白》计划共四部,再造“诗仙”李白的一生、大唐盛世的兴衰。张大春从2013年春节后开始写作该作品,8月,首部《少年游》即在台湾出版,受到读者热捧,多次加印。
出版方介绍,《大唐李白》是张大春对其“小说所能冒犯的还不仅是知识而已”这一理念的实践。写作之余,多面手张大春不忘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自己心中的乐府,那便是参与周华健新专辑《江湖》的创作。他笑言,在大唐盛世,诗词其实就是流行歌。
据悉,《大唐李白》后续三部分别为《凤凰台》、《将进酒》、《捉月歌》,预计2014年全部完成。
伟大在于结合底层声音
张大春表示,“现在围绕李白有很多争议。过去这几年,台湾特别流行一个说法:李白是中亚的吉尔吉斯人,所以台湾有一段时间推出了‘李白故乡观光行程’,一团又一团的人到了吉尔吉斯——一个原本不大会有人去的地方。”他说,“我觉得不得不先说明一下,李白至少他的父系应该是汉人,而且他的母系究竟是不是西域人,或者是不是流落到西域的汉人,这也有很大的争议,我也不做争辩。总之我想强调的是,他大概是在西元705年举家从顺义城经由安息督护府来到现在的四川,当时就是蜀地。”
他告诉记者,李白十七八岁血气方刚时,可能因杀过人而在一个庙里住过一到两年,这件事情很可疑,我们只能推导李白的父亲对这个寺庙有相当程度的资助,跟寺庙里某些重要的和尚也有私人金钱往来——这个情况在当时非常普遍。
“李白25岁出川,我的一个推测是:他不是为了考试而读书的,因为他是商人的儿子,在当时他没有资格参加任何一种形式的科考,因为商人是贱人,比农人还要低。”
他认为,“李白留下非常多的好诗,但也有肉麻的诗,甚至吹牛拍马的诗,但是我们还是认为他是伟大的诗人,原因何在?因为他调和了民间语言,调和了流行的旋律和声腔,并且从最草根的歌楼酒馆的妓女、乐师、歌者这些人提供给的音乐刺激下,他恢弘了整个唐诗的格局,否则唐诗大概永远只是考试格律诗陈腐无比的作品。 而成就李白伟大的那些音乐、歌者、乐师全部消失了。我们在李白的诗里面不应该看到李白只是一个天才而已,而是一个天才如何结合当时最底层的人留下的最自然天真的声音。”
《大唐李白》通过梳理李白留下的诗作及其萍踪游历,解开其身世之谜、发掘其盛名之下的真实自我,作者穷尽正史、传奇、笔记乃至佛经契券等种种文本,带出唐朝政治、经济、地理以及文化等各个面向的知识,对典章制度、社会组织、物用行止等进行了精妙地阐释;字里行间又处处融汇了自己对于诗的理解。
对话张大春:
我能做的是
细腻地去观察语言
广州日报:您觉得李白在那个时代中是随波逐流的人还是一意孤行的人?
张大春:迷恋权力也是随波逐流的方式。在永王叛乱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个永王不是一个可以依托的对象。永王找了他,派人三次到庐山上请他。从来没有一个皇家的人对他这样礼遇,于是他做了错误的政治判断,恐怕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不知道写到第四册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替他找到最后他想要完成的一件事。
广州日报:您提到李白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调和了语言,那您觉得我们现在的语言是不是退步了?
张大春:当下的网络语言比如“节操不见了”,这一类的,还有前几年的雷、囧,在我看来都不构成任何语言走下坡的忧虑。因为它们很快也被新的语言替代,王家卫曾给我一个题目:让我想十个生活当中消失十年或者二十年的词语。其实,不光是我,还是我身边的人,到现在一个词都想不出来,后来,我勉勉强强想到一个词是“伟大”,但是我偶尔还是会用,比如:李白蛮伟大的。我们对那些消失的语词抱着凭吊之心只是怀念,还是要恢复它?我想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能做的就是细腻地去观察这些语言。
受不了现在年轻人的语言
广州日报:我2009年看您的《认得几个字》时特别羡慕,您和孩子一起吃饭用了两个小时。随着名气越来越大,这样的时间能不能保证?孩子越来越大,他们会不会对和父母交流有抵触?
张大春:我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改变,但是我的确跟他们吃饭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一个15岁,一个13岁,有各种学业上的压力,我没有办法让他们离开那个压力,除非我不让他们念书,自己在家教,但是他们一定会恨死我。

去年,我帮周华健写歌词,写完后我打印出来粘贴在书架上,正好看到儿子在写东西,我问:“你在干嘛?”他说:“我写歌词。”我说:“为什么我写小说你就写小说,我写歌词你也写歌词?你为什么学我?”他马上把笔一丢,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前两天我们两个吵架了,我到出门前还不太跟他讲话。
广州日报:我发觉台湾的年轻人似乎更会表达思想。您觉得呢?
张大春:在捷运、电梯、街上,或者在稍微密集一点的百货公司里听到年轻人说话,我是受不了的,语言极其苍白,很多垃圾话、废话,不具意义的象声词特别多,而且多半是没话找话说。我美国的朋友讲现在美国的青少年也有这种情况,有些词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也可能有一千种意义。总之,语言不见得是有压制时才会倒退,它反过来可能会激励对语言的反思,有时候也会构成丰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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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发表于: 2014-01-18  
“李白25岁出川,我的一个推测是:他不是为了考试而读书的,因为他是商人的儿子,在当时他没有资格参加任何一种形式的科考,因为商人是贱人,比农人还要低。”


据我所知,此说无据。可以说是无知。当时实行贡举制,各地都可将名士才子像特产一样上贡中央,中央举行考试选用。还有制举,更是极少有身份之限制。我猜他吹韩荆州,实际上就是要求他在荆州贡举。虽然律令限制只能贡举本地人士,但当时挂籍他乡的情况很多。
像陈章甫,中了进士却因户口不对问题被吏部划掉,陈竟找宰相上诉,后来宰相又命吏部恢复之。可见当时社会风气十分宽松,门路奇多。李白之不走科举,是因为“耻预常科。”高适也是如此,后来举的有道科入的官途。
仰天曾大笑,低首更沉吟
级别: 总版主
2楼  发表于: 2014-01-21  
不过当时商家子弟通过科举入仕确实不常见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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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发表于: 2014-01-21  
回 2楼(黔头楚尾) 的帖子
李白的身份本为就说不清,虽说其父可能是巨商,但既居于蜀中,想来也是广有田产,大地主一个。当时考试,只要填写三代名讳,以那个时代的条件,户部如何查得出。

当时商人是不是一种固定的身份,我是非常怀疑的。
仰天曾大笑,低首更沉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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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发表于: 2014-03-30  
今天看到两则史料,证实了我的推想:唐代有不少进士出身于商贾之家。

有四川成都人陈会,出身于酒家,后任彭汉二州刺史。
有毕諴,吴乡人,盐商之子,登进士,后官至宰相。
又有常修、顾云二者,均为盐商之子,登进士第。

唐代几百年,市井商人之子能否应举,常有争论,但唐人通达不拘,实际上无论什么人都有入仕之途。
仰天曾大笑,低首更沉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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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发表于: 2015-02-02  
韩作荣:李白传·暮年悲歌(节选)
  李白被流放夜郎,系从宽处理。李白服刑时间,在其诗《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中言:“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可知刑期三年。
  流放夜郎之首途,是从寻阳起程的。夜郎地处贵州北部,从寻阳出发须溯江而西上,过三峡、入巴蜀,再至贵州。逆江船行缓慢,旅途将颇为漫长。
  春末夏初,李白流途至西塞驿,即已至距武昌八十五里处。《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一诗曰:“我行望雷雨,安得沾枯散。鸟去天路长,人愁春光短。”叹春光之短,该已是初夏。诗言天路之遥,而春光之短,既是时令之说,亦是太白心境的感受,自己是枯败之生命,夏日益加枯瘦,期待雷雨降临,得以滋泽。
  李白流途,在江夏一带逗留时间较长。其登黄鹤楼,望鹦鹉洲,赋诗言怀;访李邕故居,赋诗悼念这位正直、颇具英风豪气的李北海。其旧居江夏静修寺已是空庭无对,殿坐幽人,须草留青,琴堂蒙尘,叹盛者必衰,人生无常,大抵也是由彼及此、感自己处境的伤感悲凉之作。八月,其在沔州汉阳县游南湖,有《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看来,李白之流途虽一腔愁思,心中悲苦,但似也没有法定抵达夜郎的日期,故一路走走停停。或许由于他名气过大,新朋旧友又多,一路上仍有达官贵人热情相待,饮宴娱游,赋诗应酬。看起来不像是被流放,倒和他之前的浪游天下并无不同。或许,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并非切实的惩罚,加之兵连祸结,大抵也没有人顾及一位流放者的行踪吧。
  于江夏一带滞留数月后,秋日李白至江陵(荆州),《赠别郑判官》诗云:“浮云本无意,吹落章华台。远行泪空尽,长愁心已摧。二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诗人言其泪已流尽,愁得心碎,真是斯人独憔悴,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其心态溢于言表。
  冬日,太白入三峡,有《上三峡》诗。李白于流放途中诗作较多,多悲声苦语,且有怨怼之情。
  乾元二年(七五九年),春日之时,李白仍在流途,该已入川。此年三月,李白流途至白帝城,忽得意外喜讯,遇赦,于是他掉转船头,立返江陵。此时的李白已到巫峡,其诗《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中有“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句,言明他流途之中走走停停,舟船溯流而西上,已有十五个月了,就此可知,其长流夜郎到遇赦,总共一年零三个月。
  遇赦的原因为乾元二年三月,因关内大旱,天子曾有一道赦令:“天下现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于是太白于几近绝望之际,忽得自由,对于李白这样的放荡不羁者该是何等的恩惠呀!霎时间掉转船头,顺风顺水,天地再新,遂有流传千古的唐人绝句杰作之一的《早发白帝城》问世: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诗大抵是李白曾于江陵逆行多日而到白帝城,回返时早晨登舟,轻舟一日千里,到晚上又回来了,故诗该是船至江陵时所作,时猿声啼鸣在耳,万重青山已过。这种身轻船轻,心情亦轻快欢畅的语调,与不久前所写的《上三峡》“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相较,两者已是天壤之别。故心理的感受不同,同样的山水于不同的情境里却有着大为相异的景观,也是心境不同所致,诗境即为心境,风景亦随人的主观感受而变。
  初夏,遇赦的李白又回到了江夏。已无流囚之身的太白又雄心勃勃,大有东山再起之意。李白似乎有点神经兮兮了,其《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之诗,言其敕放巫山后,感觉长流途中枯槁的砚水重又丰盈,又可以笔走龙蛇,翰墨生辉了;幻想着“圣主还听《子虚赋》”,似乎肃宗又看中了他的文章,如汉武帝读之将司马相如召入京中一样。他等待着,愿意在洁净的鹦鹉洲中,与王明府畅饮百回,仰天长啸,让云飞七泽;纵酒长歌,令三湘的绿水腾起波澜。他要连船沽满美酒,一掷千金以买春芳!其幻梦般的前景何等美好。其想象中,仍是建功立业之举。
  然而,幻想只能是虚幻中的想象,一碰到现实,有如吹起的气球,鼓吹得越甚,破灭得越快。李白兴致勃勃,多次求人荐引,又多次无果而归,已是一腔悲愤,前途渺茫,遂以痛饮狂歌发泄胸中郁闷。其慨叹“遭逢两明主,前后两迁逐”之命运;“欲道心下事,时人疑夜光”的无人倾诉;感受“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的遭际,或许只有“愁来饮酒二千石”,才能“寒灰重暖生阳春”。看来,只有酒才能给备受饥寒和冷遇的太白以温暖和安慰,其无限压抑之时,甚至发疯般地呼喊着:“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一种歇斯底里般的破坏欲宣泄而出,诚然,其衰老的拳头是捶不碎黄鹤楼的,而他人亦无法为其倒却鹦鹉洲,诗表达的只是一种情绪。
  此时暮年穷途、即使“低颜色”求人援引亦到处碰壁的李白,有如“严霜五月凋桂枝,伏枥含冤摧两眉”的老马,纵然偶尔仍志在千里,恐怕也只能顾影自怜了。他深知功业难以成就,自信诗文可以流传后世,令其不朽,故作《江上吟》,诗曰:“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这也是太白屡败屡争,仕途终于无望,百般无奈之下宽慰自己的话。可他的这种自信却并非狂妄之语,千余年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这种判断,太白之诗,确有笔摇五岳、诗啸沧州、名垂千古的巨大影响和魅力。虽是他此一时彼一时的话,却被其言中。故其在江夏遇倩公,如同托付魏万一样,又将平生诗文尽付之,亦赖以刊布于世,谓之“仆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然这一次授稿,却没有下文。
  江夏似乎是李白喜欢流连之处,他遇赦后在此游住甚久。他在《将游衡岳,过汉阳双松亭,留别族弟浮屠谈皓》中言:“忆我初来时,蒲萄开景风。今兹大火落,秋叶黄梧桐。”可知其来此该是初夏而至深秋了。随后,他又收到裴隐的来信,约他待月满之日泛舟洞庭湖。太白自然应约前往,与裴隐于月圆之日泛舟湖上清酌夜谈。
  到洞庭之后,恰逢刑部侍郎李晔、中书舍人贾至先后遭贬南来,同为遭际不佳的贬谪之人,自然多有相同感受和共同语言,三人又结伴同游洞庭,有诗多首。
  这一年八月,襄州宋将康楚元、张嘉延据州作乱,九月又袭荆州,至十一月聚众达万人,至十二月乱平。在这期间,李白被乱军所阻,滞留于洞庭至冬日。其诗《荆州城贼乱临洞庭言怀作》中,有“岁晏天峥嵘,时危人枯槁。思归阻丧乱,去国伤怀抱”之句,写明滞留之因。
  在湘滞留期间,李白于秋日曾去过零陵。贾至有《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诗,言太白行止。在零陵,李白又遇到了僧人书法家怀素,作《草书歌行》,有前人曾疑为伪作,但无坚证,只是怀疑而已。怀素之书大抵也是国人皆知,其狂草独步天下,至今被奉为至尊。这个狂和尚在芭蕉叶上练字,将废笔埋成“笔冢”,性起时甚至在人的衣衫上胡涂乱写,那该是最早的文化衫了。李白自称狂人,遇到怀素,两狂相聚,又都嗜酒,两个性情相近的狂人自然会大醉一场,太白写诗赠之,亦是情理中事。
  据安旗、薛天纬的《李白年谱》考证,太白的《门有车马客行》亦作于此时。诗中有“叹我万里游,飘飘三十春”,为出蜀之年计起,约而言之。又云:“借问宗党间,多为泉下人”,显系晚年。还云:“廓落无所合,流离湘水滨”,知其时在零陵。
  公元七六〇年,肃宗上元元年,此时荆州之乱已平。春日,李白自零陵返洞庭,后又返江夏。是年秋日,李白又去寻阳,再登庐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有“手持绿玉杖,辞别黄鹤楼”,言明自江夏而来,此时的太白既已持杖,言其“一生好入名山游”,其“一生”之称,明显地表明他已入年老力衰的晚年。荆楚之游以后,面对饥年乱世,时政难料,前途渺茫,太白心灰意懒,决意再度游仙学道,以度余年。此诗开篇的“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句,其意也并非对孔圣人的不敬之语,而是李白引《高士传》典故中的楚人陆通(字接舆),其重修真养性,躬耕以为食。李白这里以陆通自喻,因时无美政而入山学道,于屏风九叠云锦之中,影落明湖青黛之光里,看金阙峰长,银河倒挂,香炉瀑布,青峦叠嶂,翠影红霞,登高望远,广阔的天地之间,茫茫的大江一去不返,黄云万里,白波九道,其兴因庐山而发,歌谣为庐山而唱,石镜清心,晚观明月,已是“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看来李白似已决意背群离党,穷观于六合之外,追寻仙人于不可知处,梦游于九天之外了。
  此时的李唐王朝,安史之乱虽已接近尾声,但仍为衰败的乱世,兵连祸结,又遇岁荒,天灾人祸,斗米千钱,濒死之时,已到了人相食的地步。次年,又遇江淮大饥,百姓挣扎在生死线上,度日如年。李白则是“天涯失归路,江外老华发”,饥肠辘辘的太白流落江南,无可归宿,在金陵一带靠人赒济为生,大抵也靠多年积累的名声和一支笔与当地官吏周旋,于大饥之年糊口求生吧。其诗《赠升州王使君忠臣》,有“应须救赵策,未肯弃侯嬴”句,仍为借典求助之意。在太白后作《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中,有叙及流落金陵时境况数句,云:“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拔五色毛,意重泰山轻。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是啊,在大饥的荒年,斗米千钱,粟稻之精华的美酒之价自然飞涨,纵有诸多的朋友解囊相助,可一生嗜酒的李白当然会感到“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了。
  秋日,史朝义贼焰复炽,时已官拜太尉、充河南副元帅、都统八道行营节度的李光弼,出镇临淮,径赴徐州,败史朝义。随后赴浙东镇压起事的袁晁。李白得知光弼出师之际,又雄心再起,欲立功报国,忘却衰老之身,仍请缨入幕,但因病半道而返,怅恨不已,并赋诗记之。
  李白的这首《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诗题已清清楚楚地言明事态与行止。所谓“懦夫请缨”,是太白自知已年老力衰,无力拼杀,故效法汉代终军,入幕军中,要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叛军,一举纳降,尽其“铅刀一割之用”。太白的字里行间,仍充满幼稚的自信,诚然我们不必怀疑他至诚的报国之心,可在人已相食的乱世,那种谈笑之间让叛军闻风而降的事恐怕只是白日梦,只能是一种自负的空想。况且此时他已病入膏肓,空有一腔豪情壮志,身子骨已撑不住了,只能半路病还。太白一生怀报国之愿,怀匡扶社稷、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大志,但屡遭挫折,数度消沉,仍数次死灰复燃,晚年仍以抱病之躯奔赴军中,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然而,此举实为回光返照,以悲剧作结。虽然他“恨无左车略,多愧鲁连生”,“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但也只能“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了,只留下痛苦的失意与无奈。其后,李白一蹶不振,只留下病痛和哀伤,于冬初,失魂落魄地去了当涂,寄身于族叔李阳冰的宅下。
  李阳冰这位族叔,大抵也是李白以同姓所认的族叔,恐也无血缘关系。故太白《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中,仍有句云:“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知是冬日,仍为惨兮兮的弹剑求助之意。诗中太白对这位“季父”大加赞美,言其“激昂风云气,终协龙虎精”,“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吐辞又炳焕,五色罗华星。秀句满江国,高才掞天庭”。对其篆写文字与道德文章盛赞有加。而李阳冰之才艺也当得起这种赞誉。宋代《宣和书谱》卷二(篆书)中亦载,称李阳冰为三唐卓越篆书家,称其善词章,留心小篆,迨三十年。其时颜真卿以书名世,真卿书碑,必得阳冰题其额,欲以擅连壁之美。可见李白对其绝赞并非过誉之辞。
  该是艺术家之间的惺惺相惜,当涂县令李阳冰真诚且热情地收留了李白,“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看来阳冰对李白仍颇为敬重,亦成为流离失所、落魄无依的太白最后依靠归附的人。
  在当涂时,李白又出游与当涂隔江相望的历阳,写下《对雪醉后赠王历阳》,有句云:“有身莫犯飞龙鳞,有手莫辫猛虎须。”慨叹其狱流往事。又云:“君家有酒我何愁,客多乐酣秉烛游。”亦是苦愁之中取乐,心绪仍是复杂的。
  从历阳归当涂,太白便卧病不起,他又把自己喝倒了,难以再爬起来。公元七六二年,宝应元年,李唐王朝大事连连。这一年,李白春日仍在当涂养病。其《游谢氏山亭》诗,有“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句,那大抵是知安史之乱将平,故有天地清平之谓。然而,诗人“病闲久寂寞,岁物徒芬荣”,盛衰之对比,更令人慨叹。暮春,病情稍有康复的太白进行了此生的最后一次出游。三月抵达宣城,作其千古名作之《宣城见杜鹃花》: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
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诗为临终不久之前所作,暮年尚流离漂泊,贫病交加,闻子规而惹起悲苦的乡思,杜鹃啼血,肝肠寸断,诗中的三个“一”与三个“三”字,层层递进,绵延不绝,撕心裂肺。太白年轻时出蜀,一去未归,即枝叶落而不能归根,故分外作感。其时,太白又作《哭宣城善酿纪叟》、《宣城哭蒋征君华》,皆有一个“哭”字,故有论者言,是“盖缘暮年抱病,伤人亦复自伤也”。
  离开宣城,穷困潦倒的李白又去南陵,求刘都使赒济。《赠刘都使》中有“铜官几万人,诤讼清玉堂”句。诗中亦言:“而我谢明主,衔哀投夜郎。归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所求竟无绪,裘马欲摧藏。主人若不顾,明发钓沧浪。”可见李白流落之时终到了所求无果、酒债累累、艰难度日、无奈之中只能向一位县令哀求的地步。如此境遇,当其秋回当涂,重阳之日扶病登高,再也无深远宕逸之神,而是“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连菊花也取笑这落魄的诗人;慨叹“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那也是诗境即心境,心中悽苦,花也含悲。
  此时的太白已近穷途末路,沉疴日亟,而李阳冰已达任满退隐之际,他已无路可走,乃至精神失常。杜甫《不见》诗有“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可见李白的信息已传至蜀中。此时的太白哪里还有心思“佯狂”,倒是一个真的精神病人了。其间的诗作《笑歌行》、《悲歌行》(又作《笑矣乎》、《悲来乎》),如明代朱谏所言:“言无伦次,情多反复,忿语忉忉,欲心逐逐。”已无谪仙昔日那种胸豪气壮之态、飘逸高远之风。据此,苏轼、胡震亨、朱谏、沈德潜等诸家,均认为这二诗为伪作。然而,正如安旗、薛天纬在《李白年谱》中所说:“此为不察李白作二诗时境况故也。夫李白于病笃之时,以精神失常之人,焉能好整以暇,为飘逸之辞乎?《笑歌行》多反语,《悲歌行》多绝望语,皆至忿至悲至痛之辞也。诗为心声,若无至忿至悲至痛之身世,其何能如此!”诗中的语无伦次,情多反复,正与此时李白的精神状态相符。我认为,安旗、薛天纬的分析是对的,诗非伪作,倒是临终前真实李白的写照。诗中有句云:“富贵百年能几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坟上月,且须一尽杯中酒。”病重的李白似已知来日无多,仿佛看到了他的坟墓之上孤猿坐啼,可此时的太白仍旧不忘饮尽杯中之酒。
  临冬之前,太白将自己尚存的全部诗文手稿交付李阳冰。李阳冰所编之《草堂集序》中称:“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记其事。此前,太白曾将手集授过魏颢及汉东倩公,魏颢所编《李翰林集》,乃因战乱章句荡尽复得之残卷。倩公之稿,不知所终。而李阳冰《草堂集序》中亦称:“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故今所传之《李太白全集》,用韩愈的话说,真乃“泰山一毫芒”,令人痛惜。不过,我想,太白的一些力作佳篇,当时便广为流传,其重要作品恐应流传下来,不至于埋没吧。
  最终李白卒于当涂。终前留下绝笔《临终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在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乎谁为出涕。
  
  临终的太白仍是飞于八方的大鹏形象,然而已飞不动了。可他自知其遗风会流传万世,诚然其哀叹自己有如楚辞中的《哀时命》,因其衣长大,袖挂扶桑,不得舒展。德能弘广,不得施用,只留下深深的遗憾。这首骚体的短章,末句则颇为伤感,言子路客死后尚有孔子为之流涕,可孔子早已作古。自己死后,会有谁为之怜惜流泪呢?
  就这样,一生孜孜不倦去追求仕途,梦想着施展其政治抱负,却屡遭挫折,终生失意,但却是一位作品流传千古的伟大诗人,一个性好游侠、道教、神仙、率真放浪、才华横溢、情感丰富的天才,一个大半生孤独寂寞、时而豪情万丈纵酒狂歌、时而激愤哀伤、一生四处漂泊的流浪者,最终停止了呼吸,在江南当涂悄然逝去了。《新唐书》谓:“代宗立,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太白于仕途挣扎一生,虽被召入京为“待诏翰林”,但并无官职,仍是一介布衣。其死后才授予一末流小官,可叹!
  太白去世,其子伯禽请当时著名的文人李华为其写“墓志”。墓志序曰:
  
  (李白)年六十有二。不遇,赋《临终歌》而卒。
  
  对于李白之死,所存史料均未言卒时事,或何时而卒。李阳冰《草堂集序》有“公有疾亟”之语,亦只言病重,未言何时而卒。《旧唐书》则言其“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而晚唐皮日休《七爱诗·李翰林》称,太白所患病为“腐胁疾”。郭沫若称:“腐胁疾”,顾名思义,当是慢性脓胸穿孔。脓胸症的病源有种种,酒精中毒也是其中之一。李白嗜酒,至死不休,更使这样的疾病没有治愈的可能。
  五代时王定保所著的《唐摭言》却另有一说,谓:“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这种说法,清代王琦撰《李太白年谱》中称太白捉月而死为“乃知俗传良不可信”,但年谱中仍保留此说。千百年来,诸多喜爱太白诗的人,倒觉得太白的这种死法,和太白的性格、风度以及极富想象力的诗风相符,皆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
  李白,“余风激兮万世”之绝唱的李白,其诗至今仍受无数中外诗人与诗爱者的推崇,其绝唱不绝于耳,我相信,其遗风确能“激兮万世”而不衰。
仰天曾大笑,低首更沉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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